甲午战争后，西方取向的民族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变，梁启超受到美国启发，大肆提倡大民族主义，杨度更进一步取法日本刚刚开始抬头的大陆扩张政策，提倡金铁主义，太炎旨在唤起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举起了反满民族主义的旗子。

现为日本目白大学客员研究员

目前，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提升为文明之间的斗争，文明成为问题的核心，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声称要捍卫文明。对文明的界定又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捍卫本土文明，在逻辑上是否可以成立？二是关于本土文明的界定，三是对本土文明之存在理由的论证。

我们需要的不是五四式的新文化运动，而是汉字文明内部的沟通与彼此认可。也就是从以往的一国中心的政治路径，走向民主体制之亚洲价值的文明路径。今后的10年当是实现中国革命理想，完成民主体制的冲顶期，政府要有决心，人民要有信心。

对本土文明的界定，章太炎认为是语言文字、制度典章、人物事迹。这三点是汉字圈的不同载体所共有的。这是章太炎在《苏报》事件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时所发表的讲演稿的主题。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姓。他讲的宗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他讲的国粹则是汉文明的精髓。这两样东西与明治时代的所谓国粹学派的主张相通。

五四以后成为主流的是体系式论证，而在日本，反而是天皇制获得了合法性，非体系式论证成为主流，将起源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导入到世俗化的进程。同时代的反体系论者，诸如章太炎、章士釗等是从捍卫本土文明的伦理道德的立场来拒斥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以夷制夷的传统安全观来吸纳马克思主义，这就与信息革命中的全球化走向所寻求的安全观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极权体制本身成了文明安全的障碍。目前，仍未停战的中美贸易战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当资本遇到了文明层面的安全挑战，就会出来捍卫价值。

二战以后，这种思维方式获得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论证，旨在推动所谓国民的均一性。明治宪法虽也树立起了日本天皇绝对主义的政治典范，给亚洲带来了灾难，但隐私领域与宗教信仰还是得到了某种保障。而在近代中国，连这些基本的保障也遭到剥夺。

章太炎的反满民族主义旨在论证本土文明的存在理由。明治时代国粹学派的思想渊源，则是江户时代的汉学传统与流行于幕府后期的阳明学的精神。章太炎是将江户时代之汉学的政论与史论转换成了反满民族主义。这一转换的思想过程，也就是一个本土文明之存在理由的论证过程。此时，他已经在做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汉字文明中的不同区域的对话与价值转换，他是将本土文明作为一个思想圈，来进行重建文明的建设性思考的。

其实，政治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样式皆来自近代日本，但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只是对日本表层的国民思想予以了认可与传播，并未对文化深层的立宪精神进行评价与摄取。日本不只是近代中国必须严正对抗的宿敌，也是重新铸造东亚文明的试验场。京都产业大学法学部教授植村和秀认为，平泉澄（1895年至1984年）与丸山真男（1914年至1996年）是日本式政治主义的倡导者。这两人的学术界限在于将日本的政治思想传统从东亚文明中区分出来。本来，汉字文明是一体的，硬要从整体的文明中划分出彼畛我域，不经意间，就进入了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圈。

五四新文化运动导入了一种体系论式的进步史观，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做了准备。体系论式的进步史观本来也源于日本，而传入中国的过程又是以抗日救亡为号召。从西方冲击下守卫本土文明，也就是汉字文明，中日虽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双方的合法性论证是不同的。中国推行的是集权式郡县制，而日本则发展出了一种堪称分权式的郡县制。

五四运动的底色，就是源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全体主义式民族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将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学传统，纳入到了近代国家的思维模式之中，造就了中国人之国家主义的思维空间，经过几代人的延传，催生了一个极权政治体系。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退休教师

今年不仅是造就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中共用武力镇压学运诉求的天安门事件30周年。台湾学者杨儒宾的《1949礼赞》赞扬了国民党主政台湾，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从1949年到1989年，中共完成了一个实现统一的故事；从1989年到今年的30年间，中国又从高速的经济发展走向美中贸易战争。

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堪称政治主义的路径，最后以中央集权为指归。所谓政治主义是指将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人伦关系纳入到政治关系之中，一切以所谓近代国家为价值指归的思维方式。

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最近出版一部名为《日中失败的本质——新时代与中国的交往术》的新书，他认为，中日失败于彼此的定位。所谓彼此的定位，就包含一种走出一国中心主义，在相同文明背景下的彼此间的沟通与认可。相同的文明背景就如同棋盘，以往的中日对局，往往忘了是在共同的棋盘上进行这个事实。

目前，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提升为文明之间的斗争，文明成为问题的核心，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声称要捍卫文明。对文明的界定又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捍卫本土文明，在逻辑上是否可以成立？二是关于本土文明的界定，三是对本土文明之存在理由的论证。

以天安门事件收场的早产的民主化运动，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要在中国推行一种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而在台湾实现的民主体制，不完全是西方式的价值体系，高唱民主政治的所谓新儒家就立足于传统。事实证明，李光耀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也与民主体制不相矛盾。中国必须从亚洲的整体性经验中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