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到1840年，回顾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百多年历史的风云激荡，除了有少数知识界和统治高层精英，开始产生最早的国际观外，大众文化层面对外界的认知理解，一直浑沌艰难。

五四运动极大影响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国际观，其高擎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已经超脱出传统窠臼的束缚，并开始把变革的关键，从原来对器物层面的关注引进，深入到思想价值体系的提升演化。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和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向现代世界全面接轨看齐。

如何具备先进的国际观？不少人以为，只要出过国，留过洋，甚至在国外定居了，就等于是拥有了国际观。其实不尽然，这其中也分不同档次和境界。

近现代中国的国际观，真正的发展里程碑只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另一个就是1979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这本应是一个接力前行，不断提升的过程，但其中竟然经历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的挫折、困境和再出发。这种可悲的历史轮回，不知是否是一种宿命诅咒。

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自己的国际观，即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判断和把握能力。这里之所以讨论中国的国际观，因为这仍然是个相对新鲜的话题。在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基本处于坐井观天的封闭状态，就更谈不上什么国际观。

王朝社会几千年的封闭统治和愚民手段，使得中国社会的大众层面，一直难以建立正常清醒的国际观。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客观的评述，应该是义和团虽不乏民族和文化自尊情结，但其国际观却是无知愚昧的空白。

出国在世界上走过看过，说明有了一定的国际知识和见闻。能够从国际角度观察、分析和思考问题，则说明有了国际视野。国际观还应该超出见闻和视野的档次，达到智慧和哲学的境界。通往智慧之路，既不能被狭隘观点左右，也不能为狂热情绪绑架。

如果说五四运动乃是发轫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精英，改革开放则是发起于当年中国的顶层政治精英；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发自于邓小平。为什么是邓小平？因为他具备一个比较先进的国际观。邓小平深刻懂得，想取得中国的发展进步，两个根本前提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是因为内部落伍太多，必须转变克服；开放是因为外部先进不少，应该学习引进。

而今，随着中美和东西关系又见动荡，改革开放之后初具雏形的中国现代国际观，正面临巨大考验。偏执和喧嚣没有智慧，只会把中国引向被动和挫败。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譬如有人会说，爱国和民族主义就是我的立场和国际观。乍听不错，但却经不起理性推敲。因为国际观的智慧，恰恰是要求能超越一般的民族主义者情结和维度，从更大的全局、真理和潮流来思考判断问题。对此，从孙中山、甘地到罗斯福，都有睿智的阐述和实践。

当中美及东西关系出现激烈对抗和对峙，区域和世界局势必然随之动荡。这也为观察中国与中国人现实国际观的状态与变化，提供了特殊难得的视角和维度。

而60年后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和中国人真正开始融入现代世界。中国的国际观，也从原先与世界的陌生、隔阂，以至敌意弥漫，进化提升到交往、合作、鼓励和气生财。

义和团喊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实际就是仇外排外。且不说当年那个腐朽愚蛮的大清朝是否还扶得起，义和团靠扒铁路、割电线、烧洋行来对付外来先进文明，完全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因为事实证明，当年义和团捣毁破坏了什么，子孙后代就必须修复建设什么。义和团不仅做了一通历史无用功，而且倒退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