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岸在80年代以前都是革命史观，凡被认为与主旋律不同的人物，都是“反革命”。因此，梁启超、严复这些启蒙人物的贡献都被忽略了。如李泽厚所说，“救亡压倒启蒙”，把思想多元化的道路都堵住。
的确，“五四”后便没有《红楼梦》。人们不禁要问：“五四”的片面宣导，到底让我们遗忘了什么？
张灏解释，五四激进主义的一面，即便放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亦有其特殊性。细察之下，会发现其他各文明并没有像中国一样，有过一股像五四这样震动全国大规模的、激烈的、全盘的反传统思潮。即便是俄罗斯的西化派，亦并不完全否定东正教传统；即便是土耳其凯末尔的革命，也不否认《可兰经》的权威。而五四一代则要全盘打倒“孔家店”。
说到治学渊源，黄克武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有许多海外学者到台湾讲学，三位研究思想史的大学者——余英时、张灏和林毓生，也都有不少书出版，带动了思想史研究的风潮。访问中，黄教授特别提醒，中华传统的历史认识往往是以鸦片战争为中心一分为二，他和大陆的朱维铮都认为，欲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变化根源性的动力，要从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思潮影响仍然不大的清代初期、中期开始看，才有分晓。
张、余的对谈，围绕着西方“幽暗意识”对五四等的反思。最后提到，海峡两岸至今出现的先知型知识分子，如台湾的殷海光和大陆的顾准，虽未具备“幽暗意识”，但却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殷海光是张灏导师之一）。网上所载原刊《开放时代》第127期，张灏的文章《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也有鲜明的论述。
本专栏以文史哲为主，只想探讨一下新文化运动（即广义五四运动）的得失。一番搜索，发现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一些独立知识分子，都很喜欢访问具有治学渊源的台湾学者，也谈论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思路。这里只能列出几点，有机会大家不妨按图（标题）索骥，细读原文，以免被我断章取义。
学者认为，饱受一战摧残的欧洲，曾让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启蒙人物醒悟，思想回归温和保守，坚拒激进潮流。只是后来的狂飙，把他们打成“被抛弃的选择”。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周年，也是“六四”事件的三十周年。两者都发生在中国政治中心北京，而且也都惊动国际。但所谓世态炎凉，“五四”的众声喧哗之后，我们会看到“六四”的沉寂。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饱受一战摧残的欧洲，曾让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启蒙人物醒悟，思想回归温和保守，坚拒激进潮流。只是后来的狂飙，把他们打成“被抛弃的选择”。
为什么要做这个访谈？余杰说，他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是百年激进思潮发展到顶点的必然结果。对中国的“赤化”，五四要负很大责任。如今，中国官方将五四定义为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爱国运动”，而民间独立知识分子则高扬民主与科学的绝对价值。对抗状态当中，要深刻反省五四，则只能是种奢侈。
首先是2007年8月至11月间，作家余杰到美国华盛顿，约访俄亥俄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灏。洋洋数万言，题目是《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
康庄道
其实，高调以“爱国”颂扬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行动（即狭义的五四运动），也有其反讽之处。因为当年北洋政府不只顺应民情，辞退了被指“卖国”的官员；火烧官宅、重殴外交官的学生，也都在扣押了三天后获释，不予追究。6月间，千余名学生因争取言论自由，麕集在北京大学内，总统徐世昌派官员向学生道歉，学生才散去。而1989年的6月，反腐游行的学生与群众，也认为他们出于爱国！
另外一个有关思想史的访问，是大陆李睿毅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克武教授的对谈，题目为《被遗忘的启蒙》，收录于第14期《东方历史评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本期特辑为“脆弱的新政：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比较”。《评论》主编为许知远。
结论时，黄教授提到王德威曾经在小说史方面提出过的一个命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意即晚清的多元性和开拓性远远超过“五四”，“五四”反而把路子走窄了。
中国的暴力革命延续时间也最长：“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即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当政时期的血腥屠杀，仅仅持续了1792年之后两三年的时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当政之后，有过短暂的激进政策，但很快便后退，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后斯大林又有十多年的激进政策，不久即再度缓和；但毛泽东的激进政策整整持续了二十年时间，可谓空前绝后。毛受五四影响甚大，没有五四，毛不过是梁山好汉而已。”
这是云茂潮先生的子女“为纪念先父”而惠赠国大图书馆的新书之一。饮水思源，记上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