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不同意梁启超的主张。他认为，日本人对天皇在政治上有认同感，中国则不同，对满清政府没有政治上的认同感，因此，在日本可行的“国民主义“在清政府之下是行不通的，只有搞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他也不同意杨度的金铁主义，因为建国需要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他眼中的日本不光只是一个极力推行殖民帝国主义的日本，也是一个国民在政治上与感情上认同自己国家的日本。
安倍宣称，中日关系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威胁走向伙伴，并带领500人的企业家，签订了50项总值180亿美元（约250亿新元）的合作协议，和2000亿元人民币（约397亿新元）为期三年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毫无疑问，中日关系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观，这点与日本政府所主张的维持公平的自由贸易体系是一致的。或许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日本才是牵引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伙伴吧。
现任职于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
2014年以后，由于多半时间在日本生活，深深感受到日本社会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以亚洲为耻了，有一种同是亚洲人的认同感。我虽然对安倍一行的访华还是感到有些意外，但东亚大和解的趋势正在成为现实。
我今年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一个共同研讨会，主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以来自日本的建国思想为中心”。做这个研究课题的目的是想搞清近代中国的来历。中国人都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入主中国的满清政府，于是才有了今天的中国。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发现了“国民”这个词，但他要中国人学美国，主张大国民主义，后来又提倡开明专制，他的样板就是他所寄身其中的明治日本。
他把这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想要在中国推行。他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就是高唱金铁主义的杨度，金是经济，铁是军事。这就是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殖民帝国主义的思路。就这样，这两个人激发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这是中日关系的文化基础，如果我们可以排除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的的主权优先主义，东亚地区的合作或可成为超越西方式权力政治的全球治理的新典范。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必要回到中国革命，或明治维新的精神原点上来，这才是中日关系重新出发的原点。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
章太炎所主张的道德动力说，则是来自信奉阳明学的幕末志士。这种道德才是推动革命的原动力，因为他同意阳明学的亲民观——主权在民。这个观念在18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德川幕府末期引起了倒幕志士的共鸣，同时又成了推动中国革命的精神动力。这种具有东亚文化背景的同一观念，在不同的国家里发生作用，可以理解为是具有东亚特色的文化上的国际关系主义。
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正在紧锣密鼓之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行于10月25日至27日的访华。对中国来说，究竟是拔刀相助，还是趁火打劫，尚不可知。我在给中国国内的医生朋友的短信中，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革命理想为人民”。
正是基于这样的日本认识，他才产生了反满革命的思想，在他思想中，日本始终是一个东亚文明版图之内的成员。戊戌政变后，他在台湾发表论文，将台湾视为中日联邦之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他为东北筹边使，他提出了满洲由中日共同管理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他支持湖南省宪运动，提出联省自治。这位中国革命的元勋立足于亲民观，主张东亚的文化统合与政治分权，眼光超越时人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