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孝道的意义亟待重新认识和评估。首先，孝道不仅是儒家道德的根荄，也是儒家信仰的重心。前面说过，孝道既是性情，又是道义，合理更要合情，这是儒家道德的根本精神。这与西方伦理学中理性主义与情意主义的两极分化是判然有别的。同时，孝道通过事亲、丧、祭等仪式，而与祖先、后代乃至民族生命遥相契接。

放宽历史的视界，甄先生此文不过是近百余年来，中国反传统思潮的惊涛骇浪中微不足道的一滴。近代中国，为了学步西方，自不能不摧毁儒家传统；要摧毁儒家传统，自不能不集矢于孝道。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君子求善名，固无不可；但若一味沽名钓誉，岂是有识之士所为？

由是以言之，孝道不是可以休矣，而是应该复矣！

这是说，子女对父母的亲情是与生俱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亲情中又增添了一份恩义。亲情加上恩义，这构成了儒家的孝道。在这个意义上，孝道既是性情，又是道义。推而广之，对祖祖辈辈心怀感恩，对民族传衍承担责任，这都是孝道。事实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间历经“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革”等许多狂风巨浪，再到甄先生继续补刀，但“孝道”始终深埋人心。

明白孝道的真义，我们就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以来诸位健将所批评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孝道，而是孝道的历史形态。站在儒家的立场，“仁”是永恒的人性，“礼”却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百世可知的是“仁”；随时损益的是“礼”。

抑有进者，近代以来中国信仰迷失，道德滑坡，人伦惨剧（文革尤甚）的根源，恰恰是由摧残孝道所致。有识之士，早就发现问题的症结，大力弘扬孝道。章太炎先生早年赞襄“革命”，晚年自悔，倡导国学，提出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组成“新四书”，作为“十三经”的总持、国学的统宗。

但是，孝道却一直休不了。《孝经》说：“父子之爱，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史次耘注：“亲有君道，教养兼施，惟其教养我，故其恩德之厚，如地之重，如昊天之罔极。”子女少时，都要靠父母管教，否则深陷危险与罪恶不知凡几。从管教的维度说，父母与子女有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所以有“君臣之义”；从情感的维度说，父母生我、养我、爱我、教我，我所有的一切，从根源上说都是拜父母所赐，人非木石，岂不感恩？因此，《孝经》又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其父母日严。”唐玄宗注：“亲，犹爱也。膝下，谓孩幼之时也。言亲爱之心，生于孩幼。比及年长，渐识义方，则日加尊严，能致敬于父母也。”

这些近代思潮固然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意义，但由于其矫枉过正的启蒙精神，不免造成过激的反传统情结和革命性格。寻源讨本，我们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带有深刻的近代西方文化印记和遗毒。

实际情况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劳悦强教授早就著文严正批驳：“甄文有违常识，思想混乱，语无伦次。”所谓“特别期待出来一篇能匹敌或者超越它的批评文章”云云，实属掩耳盗铃。

孝道也是这样。孔孟时代的孝道，自然不必同于汉唐；汉唐的孝道，自然也不必同于当今。这就好比谈恋爱，爱情的真谛亘古不变，而谈恋爱的方式则自然时代各不同。倘若甄先生回心转意，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研究历代孝道制度的沿革，以为今世借鉴，倒是真能够“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又称新加坡佛学院纪赟先生“与我的一些观点接近”。实际情况是，纪先生明明说“但是古代的孝道，却有非常值得保留的部分”，立场截然相反，所谓“接近”云云，实属自欺欺人。

甄鹏在《联合早报》近著《三论孝道可以休矣》，自称：“《孝道可以休矣》是我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议论文，旁征博引，逻辑性强。我特别期待出来一篇能匹敌或者超越它的批评文章。”

自从陈独秀标榜“新道德”，就曾明告天下：“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吴虞更是断言：“孝的观念把中国变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而鲁迅，也在《二十四孝图》中对孝道提出批评。因此，不必等到甄先生，这些先生早已宣布“孝道可以休矣！”

（作者是本地学者，现任中国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

又说“这是近些年该报绝无仅有的一次”云云，大有盛况空前、自鸣得意之色。实际情况是，批评的声音前赴后继、纷至沓来，作者却误以为是引起了大反响、出了大名，实属错会人意。君子好名，求之有道。子贡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先生其勉之！

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的根基不是宗教，不是科学，而是儒学。西方宗教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信爱上帝自然高于父子亲情，职是之故，基督教并不特别提倡孝道；近代西方文化植根于天赋人权观念，君与臣、男与女、父与子都被置于权力斗争的视角予以审视，由此产生了君权批判、男权批判和父权批判。于是，近代西方哲学家如狄德罗、孟德斯鸠之徒都对孝道大加挞伐，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曾昭旭先生所说，孝道具备了宗教的功用与价值，却又避免了宗教的出世倾向。其次，孝道可以作为救正近代西方文化的中国方案。时至今日，近代西方文化的流弊日益暴露，基于权力视角的君臣（政府与人民）、男女、父子关系日益撕裂，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因为恶性的权力斗争而危机重重。只有唤醒人类固有之性情，明瞭人生应有之道义，才能化解人伦矛盾与当代危机于未形；而化解的开端，必始于孝道。

马一浮、唐文治两位先生也力弘《孝经》，马先生撰《孝经大义》，唐先生撰《孝经大义》《孝经救世编》。马先生认为：“《孝经》始揭父子之性，在《诗》曰秉彝，在《书》曰降衷，在《易》曰各正性命，在《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此而不知，故于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莫知其原。”唐先生指出：“《孝经》之学在培养生机。”两位先生都注意到，孝道是性情的根本，教化的根源，人心的生机。可惜，举世皆醉，马、唐二先生之说可谓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