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个学术官僚中野刚志，10年前写过一本书，认为经济是通过国家主义来推动的。关键是国家主义概念的内涵，在日本强调的是国民，在中国则是国家。我想，目前的中美冲突也是对国家和国民侧重面不同所带来的。如果中国可以回到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的轨道上来，中美之间会有融通的空间。
这就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全球化。中国政府的法宝是人和土地，这两项是资本的最爱，政府提供这两项物件，供世界资本赚取最大利润，自己收17%的税，而世界资本的法宝是高新技术与管理。中共的管理是思想统制，资本的管理则是人的物化，人变成了机器。两者是有交换价值的。
从中立进化论或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看，所谓全球化并非西方中心的直线式进步史观，而是体现人类生存多样性和偶然性的亚洲主导的反体系全球化方向。这个方向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文化的统合与政治的分权。在这个意义上，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位于东亚文明的周边地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发挥全球行为者的作用，给东亚文明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安全观念。
日本在战后放弃了亚洲殖民帝国的地位，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自古以来困扰中国的安全问题，在全球地方化的时代，其实正在消失。我们可以回到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和解以及社会重建的轨道上来了。安倍主导的对华融合政策，只有他在位的三年。美国已有论者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题为《日本的中国接近为何失败》一文，日本媒体已经对此作出报道，日本政府有骑虎难下之势。关键在于中国政府的对外敏感度以及内外的政策导向。
其实，在国民和国家这样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个人类共通的概念——社会。人类不同文明都离不开社会组织，19世纪后半叶，社会进化论风靡欧美，波及亚洲，于是西方式国家思想作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至上命令，主导了亚洲人的政治生活。
近代日本最初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被编入了世界体系，但通过甲午、日俄两大战争，开始主动参与这个体系。日本的参与方式完全是日本式的，其主导思想则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新思维倡导者魏源提出的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所说的“师夷长技”，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转变与再融合的过程。
我1994年年底结束在日本的10年留学生活，回到故乡杭州，目睹了这20多年来所谓的中国崛起，眼睁睁看这座渡过童年时光的美丽城市，变成一个房地产市场，看到城东的下沙变成了外商投资的所谓工业园区，看到省市各大专院校纷纷迁往那里办的所谓高校园区，一边是豪华的饭店式大学园区，一边是高耸的烟囱在排放烟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走向军国主义，但这个魏源理想并没有完全泯灭。因此，日本得以摆脱天皇制绝对主义，完成了战后的复兴。这个复兴道路到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泡沐经济，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达到的最高值为标准，于是有“失去的二十年”之称。
我曾经问过日本明治维新史专家三谷博，明治维新对世界体系的参与，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有。其实，我是不满足于这个答复的。从魏源的思路来看，他对鸦片战争的回应，是唤起周边国家的警惕，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的入侵。他提出的对抗方式不完全是用武力，而是在文化层面的转变，导入民主制度。这是推动明治维新的幕府志士的理想。
日本遗传学家木村资生提出了中立进化论的观点：人类的进化是突然变异造成的，不是决定论所说的那样，所以充满了偶然因素。还有生物学家福冈伸一提出了动态平衡的观点，每个人或国家都可以在动态中选择自己的出处。在日本，对人权的尊重，对个别性的重视，是有新的学理依据的，无视国际道德的本国利益中心主义，只会带来更大的整体性的毁灭。
在当局看来，大学和烟囱是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地方，是资本和人的最佳结合。其实，全球化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所谓世界体系论，主权国家是基本单位，这完全是西方中心的论说，马克思就是这一论说的教祖。另一个概念是反体系化，现在有个词叫全球地方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成功，让社会学的文化理论提出了这个概念。
但事实上，从现在看来，日本失去了一个西方标准的富强观念，而赢得了反体系全球化的典范这个地位。目前，日本制定的对劳动时间的立法，以及地方创新政策，都在指向一种不同于体系化的方向，体现了一种成熟的全球化境界。平成天皇即将退位，他接见国民时，使用的是敬语，皇室所体现的亲民政治，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认同。通过认同皇室的亲民政治，产生了所谓的国民，这才是国家观念的基础。
（作者是中国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现任职于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