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片借用南大诗社诗乐直到华校生自创新谣的历程，反映末代华校生身处劣境而别有追求的玩法。尤其新谣创作，文化边缘开花，最终漫溢狮城。《从》片描述华文教育处在二等地位的多舛命途上，圣尼各拉女校坚毅走过的85年。宝翠的纪录片电影，采华校史为基调，情感上不沉溺不疏离，胜于内涵，起着让不同世代人得以沟通和互相理解的作用。

《热带雨》着墨的“中文”，则没有历史，只有新加坡当下的现实情况。

镜头下学生、校长对华文的负面态度，如此职场环境，显现年届中年的女主角，生活上面对的内外交迫，此不过其一。这之与她为家中长媳，独力照顾瘫痪的家翁所受的压力一样。她不吭声，在校在家，尽应尽之责，包括委曲忍受丈夫的冷漠，仍希望自己能怀孕而努力不懈。

有论者言戏中反映的“华文处境”难为外地观众理解。那也不尽然。任何情景，能否引起异地共鸣，胥视内容的牵引力道如何吧。

他们在梳理这一类背景和题材时，距离感使之抽身，自设观点和角度。这种距离感，邓宝翠导演的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和《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她的“华校”二部曲，算是显例。

连绵阴雨天，人心容易郁闷，陈哲艺到底心软，终场曳下一条明亮尾巴，把人生的天空丢给观众。这已无关乎华文矣。

影片全程一直淅沥沥下雨，色调阴沉，末段才甫出阳光：回到老家太平的女老师“阿玲”，母亲刚洗好的百衲被，晾在晒衣绳上，她抓住一角，试着扭干水渍——百衲被很传统，色彩斑斓，天上飘着大片白云。

《热带雨》的师生恋，题材看似普通，但出自陈哲艺之手，华文老师，向来在影片中被定格的一板一眼形象，倒是被瓦解了。戏中的华文老师，与中华武术冠军的学生，有了关系。法律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影片不探讨这些。

《热带雨》给人免不了的叹息：以前沉没的是华校，现在继续沉沦的是华文。不过，叹息的是像我这样的观众吧：看不开的老华校。

学生对华文态度散漫，华文老师看来无奈也习以为常，顶多来一句请大家“尊重一下中文可以吗？”男主角学习中文，理由不外“爸妈说不懂中文，以后怎么到中国做生意！”出自校长口中，则是以英语道白：“不过是中文而已！”

杨雁雁大量用眼神、声音、表情和手来表演，替代了对白，不愧金马奖给她按了个“最佳女主角”的大赞——她演活角色：好老师、好媳妇、好妻子、好家人……荒谬的，“一切好”却逐渐的把她推向人生的悬崖边缘，突然间变“不好了”，与学生发生不伦关系。这场戏里惟一的大转折，平静、震撼，导演走险，挑战观众，要看你怎么看？

在年轻一代导演眼中，新加坡这样的特殊国家特殊的语文（华文）环境，他们的了解和感受，与上一代华校生经历的制度偏见、包袱和悲情，见识必有差别，仍当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