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的自由度胜过新加坡很多。但由于新加坡人民拥有居住正义的权利，因而比香港稳定，安居乐业，没有政治动荡。新加坡可以，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新加坡的一般工薪阶层都可以凭自身力量，买下不错的居所。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住进一个800到1000平方英尺的公寓房子，根本是稀松平常。这和今天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香港大学生毕业后，很多只能住在面积不到100平方英尺的“劏房”，承受压缩空间的强大压力，或是黏着父母，或是与几位朋友合租，而没有自己宽敞的、自由的空间。

一代不如一代，其实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病。但在中国大陆，情况刚刚好相反。今天中国的80后与90后，不少都是创业先锋，甚至有些已经成为巨富，大多胜过他们的父母，像大疆无人机（DJI）的汪滔、摩拜共享单车的胡玮炜等。这也加深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心理距离，让不少香港青年对大陆感到妒忌与不满。

这也是政治心理学的深层反思，发现居住正义也是和世代的矛盾连接一起。今天的二三十岁新一代，也大多在经济地位上无法与上一代比，无法拥有比父母更好的居住品质。这和今天已是六七十岁的“婴儿潮一代”（Babyboomer）迥然不同，因为婴儿潮一代，绝大部分都可以比父辈拥有更好的工资，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

因而香港人被迫对地产霸权作出反思，了解这才是香港社会矛盾的根源。香港示威者在国际宣传上不断诉求，说要为香港自由而奋斗，其实香港社会的自由度胜过新加坡很多，但由于新加坡民众拥有居住正义的权利，因此新加坡比香港稳定，安居乐业，没有政治动荡。新加坡可以，香港为什么不可以？

但也恰恰是在香港的政治风暴中，更多人从地产霸权的角度反思香港的未来，如何让新一代都拥有合理的居住条件，不再为“房事”而烦恼，不再被狭窄的空间所局限。

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许是最能打动香港人心弦的唐诗灵感。香港不少人一辈子都在为居住问题而烦恼，因为他们失去了“居者有其屋”的权利，失去了“居住正义”的愿景，沦为被地产霸权不断蹂躏的“房奴”。

这两句杜甫的诗，其实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大堂所标示的名句，展示狮城政府对“居住正义”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从李光耀开始，他就深深知道儒家文化的智慧洞见——孟子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因而他设计了组屋的概念与实践，由政府来做庄，将新加坡人的公积金用作购房的首期按揭，让人人都有能力购房，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也成为一些香港年轻人激进化的动力来源。他们住在紧迫的居所，最后只有在街头的呐喊与冲撞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新空间，在硝烟与熊熊的火光中，发现了新的自由，发现了新的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