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无家者讲述个人经历
我站在一条布满木屋的后街观察，一个晚上来了两批人，社区组织协会派柠檬茶和水果，女童军会派滚烫冒烟的番薯糖水。那条街以老人、中年人居多，他们接过食物时的眼神炽热，折射出一层薄薄的悲凉，令我不忍直视。
香港是一座高楼耸立、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但繁华背后隐藏着一群每天在城市挣扎求存的无家者。无家者露宿街头是香港存在已久的社会现象，随着城市财富累积变得有增无减。无家者通常在公园、隧道和天桥底下露宿，有一些则在24小时营业的餐厅留宿。在疫情暴发后，香港政府围封许多天桥，不少餐厅不再24小时营业，令很多街头露宿者的处境更艰难。
繁华的香港隐藏一群在城市挣扎求存的无家者，他们露宿公园、隧道和天桥底下，引起社会关注。作者参加当地的徒步之旅活动，近距离和无家者接触，目睹他们的窘境，希望他们的处境能尽快改善。
洪永新解释，香港贫困者只能租三种狭小的房子。如果条件稍微好一点就能租住在面积不超过8平方米的“割房”。割房通常能满足很多一家两三口，甚至是四口的住屋需求。租金比较便宜的“棺材房”，房如其名，是一个面积约2到3平方米之间的长方形狭窄空间。
我至今不能忘怀一名无家者跟我们说，在这里露宿的烦恼就是担心下一餐有没有着落。坐在轮椅的一名老人边接过志愿者递过来的水果，边不停地重复说他已经饿了两天，还问我们有没有尿片，场面让人感到很心酸。有些无家者也会把救济饭盒吃一半，留待明晚吃或是假装吃不下，分给同样露宿的伙伴。有的甚至不愿拿饭盒，为了骨气宁可挨饿。
公园里的露宿者
无家者的困境令人唏嘘，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是现代社会最弱势的一群，没有公共政策的介入和支援，无法确保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脱离露宿生活更遥遥无期。除了提供短期的居所，我希望每个社会能考虑和照顾无家者的组织合作，针对个别案例提供适切的帮助，避免他们进一步被边缘化。除此也需不断的跟进，让他们的生活持续改善，最终有家可归。尽管无家者身无分文，他们也是城市里的一分子，改善他们的处境不单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个仁爱社会的表现。
近年来，有些香港电影拍摄出无家者的生活困境。例如，由郭富城主演的《麦路人》，讲述无家者在24小时快餐店内借宿的点滴。另外，由吴镇宇和谢君豪主演的《浊水漂流》取材于曾经轰动全港的“通州街事件”——食物环境卫生署联合警方，在未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对深水埗通州街天桥底下的露宿者清场。
之后我们一起去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园探访，那里是香港有名的无家者聚居地。走进通州街公园，像是走入一个群体的领地，一群露宿者聚在长廊的尽头，有人光着脚靠在墙上，看向远方的眼神失了焦，也有人索性用几片纸箱简单遮身，这里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安乐窝。
无家者无家可归的原因众多，一些是与其工作状况如失业或家庭破裂有关，导致经济出现问题。香港房屋短缺和暴涨的租金，以及可负担的居所环境十分恶劣（例如有木虱）等，都造成无家者流落街头。
为了多了解香港低收入群体最真实的生活状况，我参加了由香港自由行旅行社（Hong Kong Free Tours）举办的徒步之旅活动。在创办人曾志辉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一名前无家者洪永新（65岁）。他年少时结交损友误入歧途被判坐牢，出狱后没有老板肯聘请他，因无收入只能流落街头。他曾在一些社区机构的帮助下，入住几个临时宿舍，最后却因人流复杂及居住环境不理想，再度沦为无家者，前后于街头露宿十年。他去年好不容易找到餐饮工作维生，终于结束流落街头的日子，在深水埗区的旧工厂大厦租了一间割房，每个月交房租。对他来说，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吃得起饭，已是足矣。
租金最便宜也是最小的笼屋，由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大部分的笼屋租户，只能依靠微薄的补助金生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香港亮丽外表背后的样子。洪永新也说，夏天通常是无家者人数的高峰期，因这么多人聚居在一起，且没有冷气，容易发生争执，所以比起睡在闷热的割房，他们宁愿睡在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