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挪威裔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透过撰写《有闲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阐述不少关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概念，其中包括“显著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显著性浪费”（Conspicuous Waste）“金钱性效仿”（Pecuniary Emulation）“金钱性挣扎”（Pecuniary Struggle）等等。
根据凡勃伦的叙述，有闲阶级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社会分工的开始。简而言之，在社会分工之际，部分人士在跻身社会顶端后，就开始不做生产性的贡献，而是取诸社会，度有闲之日。渐渐地，有闲阶级会借着“显著性消费与浪费”来展现自我的优越感。
再者，当时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遍较低，穿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配偶的财富。换言之，“显著性消费和浪费”的模式已在潜移默化下开启，以显示有闲阶级夫妇的经济实力。这种“显著性”所带来的虚荣心，让人们陷入“金钱效仿与挣扎”，从而模糊了人对财富追求的根本目的。
对于凡勃伦而言，有闲阶级属于未开化的野蛮现代人。在野蛮时代，人类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可称之为“所谓更高的精神追求”，但那是一种劣根性的追求，它引导人类为财富和名誉而斗争。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天性形成一种“引力波”，并与现代人的“脑电波”产生共鸣，逐渐成为社会常态。
话虽如此，凡勃伦陈述的是关于上世纪初的社会现象，其观点是否仍适用于剖析当今的社会呢？
现在也有些不愿意付出任何劳动与贡献，但又沉迷于“显著性消费”的人。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往往希望通过与富商的不正当关系来实现炫富的意图。这也是“被富商包养”事件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
这也导致一些现代人效仿有闲阶级的心态，为提升本身社会地位，开始“金钱性效仿与挣扎”，从而坠入“显著性消费和浪费”的深渊。
无论是网红或社会人士，力争上游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是件好事。重要的是，大家得不断提醒自己凡勃伦“引力波”的存在，出淤泥而不染，避免自己的思维基因突变，沦为有闲阶级的一分子。此基因突变或将为人类现代文明带来一种新的“野蛮主义”。
从社会经济学和人性的角度，凡勃伦上世纪初所综合的概念和思想，可谓松柏之茂，值得参考，让大家在这个混沌世界中趋吉避凶，探索出一条清晰和理性的文明道路。
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仍然以异曲同工的方式浮现于这时代。随着网络的发达，“网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网红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载自制的视频或者贴文，吸引人们眼球。无可否认，有些网红因优秀获得受众青睐，财富和名誉伴随而来。遗憾的是，某些网红或许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有闲阶级，“显著性消费和浪费”慢慢植入他们的基因。
（作者是挪威科技大学石油系博士生）
虽然凡勃伦在著作中的口吻有相当的讽刺性和批判性，但无可否认，他的论述也有值得欣赏之处。当时，衣着算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他便引用女性衣着来解释自己的论点。在他的年代，高跟鞋属于奢侈品，处身有闲阶级的女性会以“显著性浪费”的心态购买高跟鞋，因为高跟鞋让她们看起来更高，间接凸出本身的优越感。
有鉴于此，一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在看见某些网红成功后，也开始仿效，深陷“金钱性效仿与挣扎”。更可悲的是，网红之间的竞争正是达尔文主义最好的写照之一。为了保持知名度，一些网红不惜制造争议性课题，让自己成为话题人物。这再次印证“金钱性效仿与挣扎”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