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华作家于而凡的短篇小说《五月》，便以此为背景，抒写印尼华人在事件中所受的伤害、屈辱与奸淫烧杀，包括女学生被军人强奸，店铺被焚烧，货品被抢劫。有钱人如作者的大姑一家人得以远走他乡，移居澳大利亚，而更多的印尼华人，像作者一家人则留在印尼，继续活在可能随时出现的恐怖氛围中。
种族和谐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须要长期经营和悉心浇灌与培养的。内化的种族和谐思维，应先从邻居做起，然后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层面。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印度尼西亚棉兰、雅加达、梭罗等大城市发生一系列排华事件。雅加达人权与妇女研究组织的报告显示，在事件中，印尼各地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强奸或轮奸华裔妇女的惨案，其中以雅加达每天百多起最为严重。
其二，作者所引述的两组官方数据：1964年7月那场全岛种族暴乱，17天后局势稳定下来，总共有23人丧命，454人受伤。同年9月2日，种族暴乱再度爆发，政府再颁布戒严令，12天后局势控制下来，总共有13人丧命，106人受伤。
心怀家国情怀的林任君并非第一次发表关于种族和谐的言论。早在2002年12月，他在为陈妙华文集《岛国马来风》撰写序文《谁来造桥？》时，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种族和谐的观念不能流于表面功夫，必须内化为国人思维的一部分：“族群沟通、文化交流是漫长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不能以为单靠独尊一种‘中立’的共同语文或努力铸造一种共同的身份就能奏效立功，实现目标；也不能期冀‘论功行赏’这类超种族宗教的中立价值观或提高整体经济地位的做法能够立下奇功，使种族或宗教间的歧见自然消除、谅解自然增加。”
在《国庆感怀》中，林任君还指出，1964年两场种族暴乱是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导火索。阅读至此，我联想起《联合早报》前副总编吴元华在《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一书中所引述的1966年1月8日《星洲日报》的报道：时任文化部政务部长李炯才于当年1月7日的一场宴会上指出，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是由于民族与种族主义斗争的结果，新加坡将加强其不分民族之政策，将民族主义精神发扬起来。
于而凡在《五月》中关于印尼人在关键时刻对华人邻居施以援手的描写，与林任君在《国庆感怀》中其家庭与马来邻居互伸援助之手的描绘，相互辉映。丁云在《死背》中五个华人舍命护送一个马来族少女安全离开的故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更是感人至深。
更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告诉我们，在这些种族暴乱、种族冲突或排华事件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黑手，我们断不可沦为他人手中的棋子。
种族和谐不能流于表面功夫
万幸的是，尽管印尼华人受到排挤，尽管小说中的小姑明显受到印尼军人蹂躏，但更多印尼人有着善良的一面。例如：及时阻止阿婆和作者两人犯险外出寻找小姑，并严厉指责儿子参与偷窃商店货物的哈山伯；协助小叔找到小姑的琶彩车夫巴尔诺；护送作者爸爸从机场安全回家的三位军人。
今年10月4日，《联合早报·文艺城》发表丁云的短篇小说《死背》，以马来西亚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为背景。在小说中，五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咖啡店老板莲姐、德士佬发哥、中医助手阿春、锯板工人再成、咖啡仔黑仔，在种族不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受尽欺凌。他们因戒严令的突然颁布而受困于琼苑咖啡店，只好以打麻将消磨时间。与他们同处咖啡店内的还有15岁马来族少女罗莎娜。
李炯才当年提醒华人看看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四周围都是排华的国家。假如新加坡走华文沙文主义路线，简单一句，便是死路一条。周围国家看到新加坡走华文沙文主义路线，短期内就可把新加坡孤立起来。新加坡要生存，就必须走多元民族的政策，在语言、宗教及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种族冲突事件。官方解释那主要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原因相信是各族间政治及经济能力的差异。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建国后第三次选举，反对党获得50.9%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5月11日，反对党进入吉隆坡游行庆祝，招来巫统的反示威举动；13日，两派人马在街头争执和互殴，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15日，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不可沦为他人棋子
此文有三个关键描写与陈述。其一，在种族混居的地区，异族邻居发挥远亲不如近邻的守望相助精神。在作者父亲的动员下，家中男丁正在部署自卫时，邻家马来住户的大家长突然对作者一家喊话，说如果被其他马来人攻击，可以逃过去，让他们保护。作者父亲礼尚往来，告诉马来族邻居若遭到华人攻击，也可逃到这边来避难。
从1964年新加坡的两次种族暴乱、1969年马来西亚的一场种族冲突事件、19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我们深刻了解到，种族和谐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须要长期经营和悉心浇灌与培养的。林任君与于而凡提及的异族互助与互信，是为二例。我想，如果他们先前没与异族邻居建立起深厚友谊，后者怎么会在危难时想到帮助他们呢？内化的种族和谐思维，应先从邻居做起，然后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层面。
《死背》也有两组令人触目惊心的官方数据：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爆发至1969年5月19日，147人死亡、3022人被捕；甘榜峇鲁、怡保路、金马律、文良港、秋杰路等地均发生暴乱。一个月后，被捕者共有9143人，计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度族1874人；其中5561人被控上法庭，罪名包括携带武器、破坏宵禁等。共有221辆车子及753栋房屋被烧毁。
《联合早报·言论》8月3日发表林任君《国庆感怀：种族和谐不是口号》一文，以散文笔调，勾勒出1964年7月21日发生在新加坡的那一场种族暴乱的场景。经过一甲子的心理发酵，林任君对于那场本不该发生的惨祸仍心有余悸。
其三，种族暴乱并非自发，而是背后有人蓄谋策划的。作者引述前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的话：“我相信这场暴乱是有预谋的，而不是自发性爆发。他们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宗教游行，这样如果我们阻止它，就会被称为反穆斯林。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的煽动性种族言论在新加坡激起了马来人的情绪。”
原本准备以罗莎娜为替罪羊，对其动手泄愤的发哥、阿春、再成、黑仔，在莲姐的奋力阻挡下，终于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反而在莲姐带领下，“围成一个小圈圈，仿佛形成了她的保护网！仿佛天使们围绕着她，护送着她”离开。罗莎娜最终安全离开以华人占大多数的街道，但护送她出去的五人却因途中遭到致命攻击而罹难。在这篇小说中，人性的光辉掩盖人性的泯灭；人间的大爱掩盖种族间的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