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教授的实证研究所给出的回答是，经济发展是良好的法治维护的结果：“从经验数据看，法治的总体维护指标看来和投资、增长最为相关。”他对1960年至1990年大约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编按：指对不同观测对象在不同时间段或时点上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回归，刻画了增长率和解释变量先期值之间的相关性。在回归系统中纳入法治变量，所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此，巴罗的解释是，更好的法治维护有利于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直白地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能经常行使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简言之，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长久发达。”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更重要的是，法治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比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更高。譬如，中东的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在世界银行法治指数评价中，排名就非常靠前。与此相反的是，法治指数越低的国家，经济表现也往往不怎样。例如，危地马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这些国家法治指数均很低。
以苏格兰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经济学家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则从经济对稳定的诉求来阐发他的法律观。他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说：“关于人性与所有其他生物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观念是怪异的。我们不再认为作为生物的人，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观。”之所以需要法律，是因为“经济活动要求稳定的环境。生产过程所采用的周期越长，它在规模和时间跨度上取得的成功就越大。它要求延续性，除非出现极严重的困境，否则这一延续性不可能中断。这就意味着经济活动需要和平而拒绝暴力。”
事实上，中国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也曾指出，法治对于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特别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还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不然经济发展不可能持续、稳定。”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与10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巨大发展，这也就使得建立市场的法治基础变得更重要。这无疑正是当下中国须向新加坡学习的又一点。
他的学生哈耶克则进一步指出：“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的也是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与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支配。”经济活动的自由，原本就是指向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那种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的、无规则的行动。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得关注经济问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干涉或干预（interference or intervention），所指的仅仅是那种对一般法律规则所要保护的私域的侵犯。也就是说，法治为我们区别了政府的哪些措施符合自由制度，哪些措施又是有悖于这种制度。如果想要让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那么，遵循法治虽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却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
在他看来，法只能起源于对事物现状的承认，“只有当我们维护现状免受暴力的干扰，使将来的每一次改变都以当事人的同意为基础，才会有和平”。这就是保护现有权利的真正意义，是一切法律的核心所在。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法律对于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说：“人在完美时是动物中最优者，可一旦离开法律与正义则是最劣者；因武装的非正义是极端危险的，而人一生下来就拥有武装。这些本应在智与德的指引下使用的武装，也可用于最坏的目的。因此，如果人无德，就是动物中最邪恶、最野蛮、最淫荡、最贪狠的……因为执法，是政治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根本。”
对于法治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人会拿出鸡与蛋的问题来回击我：到底法治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抑或经济发展才是良好法治的结果？
同样，新加坡人在法治上所取得的成就，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最近发表的《西方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一文里也提到，新加坡的法治让他印象深刻。他援引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在确保法治和控制腐败方面超过美国和英国，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一致。该数据显示，新加坡在公民对司法系统的信心（89%）和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93%）方面，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一国或一个地区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全面的相关性。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当一国或一地区的法治指数越高，经济往往也会越发达。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弹丸之地的新加坡，何以能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何以能够持续、稳定。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它的法治。这一点新加坡自身深以为傲，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法治（rule of la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