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神户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在正式实施这种要素市场改革的背景下，除了认识到迄今为止的要素动员型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之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40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经验积累，领导层判断要素市场改革可以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原本去年强调的“共同富裕”并不是以实施激进的再分配政策为目的而提出的，而是针对中国政府一贯推进的重视增长战略，引起的贫富差距扩大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此外，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还显示了迄今为止要素市场改革的具体措施内容，包括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交易，推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整备劳动者评价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并有效利用该制度，推进劳动市场的流动化，完善保障开发技术知识产权制度等。
中国政府从2020年底开始，通过对阿里巴巴、腾讯等信息科技巨头企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加强了监管力度。2021年夏天，对这些企业打压之后，还超越了单纯的反垄断法的适用框架，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实施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如此激进的政策，是否会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各界有强烈的忧虑。
梶谷怀
中共相信是看到了这一趋势，为了防止对政权产生影响，就采取了预防措施，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这么解读比较合理。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下行局面，又受到冠病疫情“清零政策”的打击，给经济带来难以预测的下行效果，可以想象，打破既得利益的改革会遇到强大阻力。
以往的土地改革是在地方政府压倒性的权限下进行的，因此很容易招致低效的分配和政府与发展商的勾结。要素市场改革就是要打破这个框架，彰显打造全国统一性市场机制的方针。
这个要素市场改革，也具有1980年代以后进行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收官性质。例如，土地是代表性生产要素，在土地制度方面，作为迄今一直在推进的改革的最终目标，实施了农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分离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改革）”。这是将农民对农村集体拥有权的农村土地的权利，分离为不可转让的“承包权”和可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并促成后者流通。
这都继承了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作为长期经济发展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打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既得权益，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化，通过提高生产力，以持续成长为目标的方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只要继续推进，今后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同富裕”一词只出现了一次。另外，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预算报告中，也没有明确表示要通过财政来实施财富分配，达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扭转方向了呢？
这里的关键词是（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中共在已经发生冠病疫情的2020年3月左右，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强调了关于在土地、劳动、资本中加入技术、数据的五大生产要素，遵循市场机制，实现高效的配置；取消阻碍生产要素顺畅移动的制度因素，促进要素市场的构建和发展。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明确了五大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具体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