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是治标而非治本。价值观的转向首先要打破市场价格对价值评判的垄断，引入社会评判、科学评判、道德评判等，使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美学价值和其他一切不为市场价格所承认，但对生活品质非常重要的价值，并行或高于市场价格。但这样做必然牵涉到制度变迁，牵涉到改变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其实质是将经济社会从传统能源网切换到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网。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动机或积极性不足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硬伤，但经过70多年的探索后，中国应该有历史经验、制度条件和物质基础，在这方面拓展前进，为万世开太平。
恶果之四，它造成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恶化。恶性竞争使人们越来越忙，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996成了职工的常态、老板的理想。许多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也无法养家糊口，根本顾不上什么理想前途。到处都是内卷，许多人干脆卧倒躺平，害怕结婚，不愿生育。中国全国独居人口上亿，精神疾患大幅度上升。参照日本和美国的情形，如不改弦易辙的话，大量孤独死和无家可归的现象，也等在中国社会的未来。
平台经济的兴起，为资本创造了大割韭菜的优势，中产专业技术人员的自主性和收入优势不断丧失，许多沉沦为打工族，与快递小哥无异。发生这些的条件是新技术革命，而根本原因则是公司年报、季报和月报的数字成了催命符，使万千世界皆化为货币符号。
新科技革命正在推动着人类社会朝着后资本主义发展。后资本主义有不同的选项；大国中发展势头最劲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从几年前国企高管的收入改革开始，到之后对演艺界大腕偷税漏税和不良行为的打击，到平台经济反垄断，到当下对金融和房地产领域乱象的整顿清理，可谓紧锣密鼓。去年以来，“共同富裕”成了新风向标。
超越资本主义大势所趋
然而，当局似乎在理论上缺乏底气，只提出了“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这样笼统的口号。去年，左派人士、自媒体作者李光满的檄文“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受到各大官媒的转载追捧。这显然是借一介草民之口，抒发了一种广泛而又压抑着的心声。这些在国内外都招来了许多责难和质疑，也引起了资本的恐慌。由于害怕影响经济，中共高层频频出来表态：绝不劫富济贫，做大蛋糕仍然是第一位。显然，在资本狂飙突进几十年后，回归社会主义面临了大批实际问题和理论准备不足的尴尬。
上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对赌场资本主义发出过警告，认为无节制的资本和不受约束的贪婪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赌场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心态，是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破坏性最大的一种。它当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明星经济”，即社会财富大量向各行各业的少数几个明星集中：明星企业家、明星投资者、明星CEO、歌星、影星、网红、体育明星、政治明星等等。明星效应是聚集财富的捷径，捧明星成了主流商业模式，造成赢者通吃的新常态。
其实中共已经在着手了。上述对大V大款的措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纠正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共正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反炫富、反追星和偶像工厂、反怪异审美观、反富豪排行榜，宣传普通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贡献，提倡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崇张謇那样“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传统等等。自由主义在中国是舶来品，植根尚不深，中共又掌控着舆论工具，因此在此领域可为空间较大。
剥夺生活安全感
这种恶果中，首当其冲的是贫富两极分化。它在资本主义下基本无解，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就像本世纪以来人们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全世界的财富都在朝着百分之一的顶尖富豪积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大批中产家庭跌回社会下层，美国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典型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了。中国的资本，由于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上异军突起的，缺少与之共生、配套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有效约束，使它往往带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权钱交易的寡头垄断的倾向，很早就进入了所谓“赌场资本主义”的阶段。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资本论》中一段常被引用的话是：“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这种冒险精神成就了资本主义的辉煌，但它种下的邪恶种子现已开花结果，正在吞噬着资本主义。
恶果之二是道德沉沦。“赌场资本主义”得名于它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损害。当人们看到有钱人赚钱那么轻易，自己辛苦的人生显得毫无意义；于是总是羡慕那些名人，幻想自己某一天中了头彩、在赌场或在炒股炒房中发了大财。在美国，其赖以立国的基本价值观，如诚实、敬畏上帝、遵纪守法、勤奋努力和顽强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等，正在被抛弃，因为在赌场资本主义下它们不灵了。中国的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尔虞我诈、贪得无厌。
有没有可能改变社会的价值取向呢？
500年来，困扰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尝试的有两大挑战：价值取向和动力机制。这两者在资本主义中有近乎完美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既是价值取向，又化为了源源不断的主观动力。资本主义发展了一整套复杂而完备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来与之配套，使二者的结合非常稳定可靠。资本主义形成了广泛的自发势力，以致毛式社会主义不得不天天忙于割它的尾巴。中共过去40年的巨大成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很行”，而应主要归功于重新引入了资本主义的机制。
庄子说过：“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但人们为生存的挣扎和奋斗却愈演愈烈；这是因为资本设下的是一场人生游戏，生存挣扎只是这个游戏的代价而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其实是争当人生的胜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去争就真的会挨饿受冻。
经过300多年资本主义的调教和熏陶后，人们已经普遍将市场经济当作天经地义，无关乎中共的做法会招致非议而且反击无力。然而超越资本主义乃大势所趋。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等，对就业和社会结构的冲击，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付得了的。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自由主义也很难应对日益严重的可治理性挑战。
要回归人性化的价值导向，应该从何着手呢？
古人云：“人富而仁义附焉“，但我们常看到的是“为富不仁”，因为“地主家也没余粮”——有钱人不进则退，惶惶终日，也没安全感。钱是胜者的永恒标杆，是人生价值的尺度。所以王富玉和陈刚不知道要钱做什么也要贪，这与生存需要无关。这样，资本主义用马斯洛低层次的需要，取代了高层次的需求，阻挡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恶果之三：这种价值取向还助长了大面积贪腐。中共大规模反腐有10年了，揭出的贪腐案涉及的钱财数目一直在上升，几千万似乎都是小意思，上亿元才是常态。正在热播的五集反腐电视节目《零容忍》，揭示了贪官的心态和动机：老虎苍蝇都用金钱来衡量其人生的价值；他们看到那些私企老板在学历、能力、素质、权力和社会地位都远不如自己，却过得比自己滋润，心里很不平衡，贪污受贿就成了心理平衡器。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王富玉贪了4.3亿元（约9100万新元）却不知所以然：“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国家科协原副主任陈刚梦醒后也认为实在不值。习近平曾劝诫干部说：贪了那么多，到头来不过是当个保管罢了。但贪官仍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社会价值取向使然。
搞社会主义要想成功，就必须拿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价值取向和动力机制。这里我只谈价值取向的问题，动力机制另作处理。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特点，是用市场价来衡量所有的价值，就像马克思描述的：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没有良心的自由贸易取代了（所有人类文明的成就）”。所有无法市场价格化的东西，包括亲情、友情、爱情、信仰、伦理、传统、自然环境和一切过去被视为神圣的东西，都被它弃如敝履。
当代贫困和生存挣扎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生产方式，有意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可以满足所有的基本需求。有很大一部分产能闲置或被销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针对的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社会需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提供”，那是250年前了。如今美国仍有13%（4300万）的人口挨饿，如何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