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政府接二连三地对阿里巴巴、腾讯等平台企业加大监管力度；至2021年9月，对这些平台企业的监管，已超越单纯的贯彻反垄断法的范畴，改为在政府的“共同富裕”名义下持续进行。
薄熙来于2007年11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一方面通过吸引外国企业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出了重视“民生”的华丽社会政策，即建设保障房、解决无土地农民住房等问题。他在任期间具有代表性的举措就是“唱红打黑”。在效仿毛泽东时代鼓励民众唱红歌的同时，又以清除腐败的官员和与其勾结的企业家（黑社会）的名义，将私营企业家的资产未经正式审判就予以没收，得到群众的喝彩。
这种对枪打“出头鸟/胜者”来缓和庶民怨气的手法，和去年开始“过于显眼”的大型资信企业相继受到处罚的现象是相通的。
在验证了哪些政府干部在这场运动中，成为被揭发对象的学术论文中，人们发现，到了胡锦涛掌政时期，那些越是在落实经济政策上有能力，并得到重用和获得擢升，同时也积累了相应财产成为“胜者”的官员，越是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原本平台企业就是政府保护的对象。因为平台企业适合规模经济，利用数据资源容易自然形成垄断产业，如果没有以特定产业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扶持，就很难培养国内企业壮大。另外，在中国，以这些平台企业为首的民营企业，通过承包政府委托的业务，可以利用各种大数据，在提高监视技术的开发能力的同时，也在提高行政统治能力，形成了官企“彼此依赖”的关系。
为了避开被批评的矛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相继保证，到2025年为止将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208亿新元）资金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在8月举行的中国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强调的“第三次分配”，即通过民营企业等“自发捐款”，实现收入再分配后而采取的措施。
例如，在2021年3月的全国人大第14个五年计划提到的，截至2035年的长期目标中，在扶助民生上虽然使用了“共同富裕”这个词，但是长期目标的优先顺序，明显放在创新和推进数码化社会发展等原有的目标上。在这个阶段，谁都没有想到会强制上述大型资信科技企业提供巨额资金，或者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名，加强对教育类IT企业的监管力度。
在“枪打出头鸟”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联想到2012年下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他推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
这一系列的大力度监管，特别是进入2021年夏季后提出的“共同富裕”理由下的分配政策，给人留下了相当突然、失衡的印象。
如上所述，以平台企业为首的资信产业原本就适合规模经济，反过来说，如果放任不管，企业就会不断地壮大，到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时，就会招来官方的出手压制。
如此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过于突然，给人一种貌似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号令而决定的印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文革2.0”的到来。但这种看法明显不对。文化大革命是改造此前的社会主义，彻底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在此基础上，以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的名义发展成文化以及政治斗争。而习近平领导班子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运营方式。
我们还能想到的是“反腐败运动”的成功经验。2012年，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宣布，将进行“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大规模“反腐败斗争”。结果，包括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大老虎”在内，全国约有200万名干部成为处分对象。
作者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本来，中国就有在意舆论的民粹主义倾向。而且，习近平领导班子清楚知道，自去年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锐减，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老百姓的怨气正不断高涨。行政机关揣度民意，在2022年秋天的党大会前，有意通过敲打大企业来收买人心。
这样看来，这一系列大力度监管政策或许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滑风险，但也不妨视为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大减速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对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在内的风险作出过度反应，对海外企业来说，也有眼睁睁地失去商机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