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用市场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共产党不是要消灭资本，而是要重塑资本，使企业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所以，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与国际资本并非同质。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企业总是弱势群体，竞争不过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常规企业。有个研究发现，“影响力投资”企业的回报率的中位数是6.4%，而常规企业的是7.4%。
在传统的企业中，“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变得时髦起来，“良心”也越来越多地被用在企业管理的理论中。当然，这里边鱼龙混杂，有的诚心办好事，也有的将办好事当作盈利的手段。共同的特点，是在传统资本运作冰冷的算计中，注入一些常识和人情味。
过去，党政官员有种种灰色或黑色收入，终日被老板簇拥，很容易与他们同流合污，成为他们的保护伞。现在，在高压反腐和日益严密的制度下，这种谋求额外收入的机会大大下降。他们同老板的联系少了，也更敏感了。另一方面，中央不断强调政权的人民性，“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古训，又在官员中流行了，因为这个态度有利于仕途。官员微薄的薪金也使他们更加认同普通百姓的感受。
共产党的新角色
在国外挣没良心钱，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心安理得。在中国，上有政府，下有百姓，两边的道义压力相结合，就有了付诸行动的可能。而且，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老板一旦被盯上，就几乎是任人宰割，毫无反抗的余地。很多企业家觉得在中国没有地位和认同感，宁愿将钱捐给外国。这显然在人才、人气和资金上都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在其他国家，对富人不满，骂骂娘也就算了，但在中国立马就上升到理论、路线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这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只要在理论上不能超越旧正统，资本家在中国就永远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永远先天不足。这些正是近些年中共盲目向正统回归，造成的尴尬局面。
以上是精英端的新型企业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企及。但在平民一面，同样的趋势也在发展蔓延。近来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创建这类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改变大批民众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自我发展的致富之路。社会企业家奉行“不是通过改善民生来获利，而是通过获利来改善民生”的哲学。他们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造成良好的社会或生态环境效果，即所谓“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
新型资本家
在资本主义国家，惨淡经营是社会企业的常态，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它与国家和社会的联盟，使它有可能克服这个弱势，成为主流企业。中共有大量的普通党员无所事事，同普通群众没有区别。奉献是共产党员讲求的精神，正好可以在这个领域找到用武之地。要改变阶级斗争的过时套路，使共同富裕非政治化，成为各种信仰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共同事业。这里有巨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前景。
明白了资本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杀富济贫”就是“杀鸡取卵”。因为现在的先富人群和以往有闲阶级不一样，他们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艰苦创业，是真正的劳动者，不是不劳而获。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原因，这个群体肯定是腐败和犯罪多发地带，但治理的方法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中共习惯了的政治运动。可靠的法治才是他们的定心丸。
但财富的畸形聚集也是一个现实，消极作用也不能置之不顾。要建立邓小平所寄予厚望的那种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即能够让中国人在人均收入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时，日子能过得更好的那种制度，就必须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人的追求和心理需要是多方面的，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所有的成就感都以财富金钱的数量来表达，而要创造多种社会化表达方式，使老板的精神追求以公益而不仅仅是私利的形式表达出来。这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须要在社会主义中给资本家合法定位。
在社会主义中给资本家定位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早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更增加了对贫富不均的敏感，嫉妒和仇富的现象很普遍，富人不仅不能有不义之财，而且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这种情绪常常影响到政府的政策。
中国的老板也面临着怎样定位自己，创造一个中国特色资本家的行为模式的挑战。社会企业家是中国老板的宿命。在有利的环境下，从这种命运中得到的成就感，未必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财富堆积。
贫富悬殊已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社会的持续动荡。中国的市场化的实质就是资本化，共产党执政只是给资本上了一个枷锁，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因此，贫富差距在中国一点也不比在其他国家小，在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它的力量同样也在中国起作用。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着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所以，即使笃信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走在探索解决的前列。
剥削可以用种种办法来控制，但社会分工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消灭剥削，也消灭了这么一个分工的角色，结果是生产力大大滞后，经济有气无力。这是不遵守资本的第一性原理，专注于教条上政治正确的恶果。所以，如果在理论上不厘清这个问题，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这里，中华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营养可汲取。中国官方推出了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这只是一个开头。在传统社会中，乡绅起着社会骨干作用，他们不都是“土豪劣绅”，许多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品行的创立或传承者。如果他们是企业家的话，他们在乡间邻里担负的社会责任，使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企业家。这种社会中坚力量的角色应该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恢复起来。“共同富裕”不应该只给他们造成压力，也要为他们创造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这就必须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上将他们纳入主流，而不仅仅是利用对象，这就会促进民企老板的角色转换，从单纯的赚钱向传统的“济世”转变。
这两个悬而未解的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日益极端化的贫富差距，在中国则是在社会主义中如何给资本家定位的问题。这是两个紧密相关，也是两难的问题：如果放手让资本发展，就必然会带来贫富巨差，但一旦回归马克思主义正统，就会吓跑大批资本家，也会使那些跑不了的纷纷躺平不干了。正如一个广东的资本家所言：“利用我们是你们不得已而做的，消灭我们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
“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在改革开放40余年后再次提出，造成了企业界大面积的恐慌，私企不仅投资不振，而且企业家加快了向国外移民和转移资产的速度，以至于官方不得不频频出来安抚，宣称“绝不杀富济贫”。然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纲领，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初心和第一性原理。造成这个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原因，是中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能解决的两大问题。
新技术革命下的资本家是个不同的动物。典型的知识经济资本家是一群白手起家的工作狂，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短时间内打下一片天地，并用聚集起来的巨大财富，开辟造福人类的新领域。自己则往往过着简朴的生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临终前捐出自己所有的财富。他们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用社会和自然生态的逻辑渗入市场逻辑，从而冲淡、限制和改变传统资本的逻辑，使其更适合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要求，减轻异化的作用。
这里的资本家主要指的是实业家和新兴的、以知识产权为资本的新型资本家。资本家是个职业，是社会分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这个认知比马克思主义用“剥削”来定义资本更切合实际，回到了资本的第一性原理。“剥削”不是没有，最甚者是那些金融、房地产大鳄，以及其他以市场炒作和巧取豪夺为生的权贵。但社会分工是资本更本质的定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只要在理论上不能超越旧正统，资本家在中国就永远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永远先天不足。这些正是近些年中共盲目向正统回归，造成的尴尬局面。
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家
总之，国情将中国的老板摆在与他国资本家不同的地位上。在他国行之有效，甚至可以奉为经典的行为模式，在中国则往往行不通。也就是说，中国的制度建设还没有能够造成一个平衡点，使各方都各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