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读书之际习惯收听广播，必须先解开打结的电线，仿佛禅定的仪式，完成了心念的沉淀后，戴上耳机才有一种近距离的亲密。以前的电台主持人，常常为住在裕廊东的某位陈先生，点歌送给北干那那的某位林小姐，温柔的念出裕廊东的陈先生，亲笔写下来的字字句句。耳机传来间有收讯不良的沙沙声响，但是课本中的天文地理，往往不及这一番人间缥缈的思量。
我小时候跟着家人一起听凤飞飞和邓丽君，长大一点跟着邻居的姐姐哥哥一起听刘文正，后来因为无线粤语连续剧的耳濡目染，似懂非懂的也听了梅艳芳和张国荣。最后大概是在罗大佑、李宗盛和黄舒骏之间徘徊一阵，有时故作愤怒来一剂金属摇滚，声量开到最大，以为可以如此去抵抗，这个世界的俗嚣和大人的唠叨，成长的伴奏音乐便戛然而止。
省吃俭用买来的卡带随身听，此时也遭遇淘汰和替换的命运，在CD大行其道的那些年，我早已赶不上时代更具动感的节奏。
我听歌的时候都在日复一日颠簸的地铁上，一个星期两三回，在生活的晃动中日子过得毫不勉强。通常是黄昏满怀心事的背景，坐在车厢的角落，确定周围没有比我更加不幸的人——比如一 位初尝失恋滋味的女生，或者丟失左边一只拖鞋的小孩，就会戴上耳机随兴选听手机里存放的歌曲，如同一片忧郁的草地，敞开自己准备迎接晴朗的割草机。
大部分是乡村民谣和小号爵士，五六十年代是我后知后觉的音乐乡愁，虽然不曾自诩为文艺青年，但是老了之后却感染了怀旧的后遗症。不过，一切沧桑得无比遥远，拥挤的地铁穿梭在摩登的建筑物，绝对不会停靠在这些老歌的故里。
可是，耳机如果没有了那一条缠绕的线，我总觉得仿佛就像是裕廊东的陈先生，少了北干那那的林小姐。
那款老旧的头戴式耳机，虽然不管如何挪动弯扭，都不大适应发育中的头型，而且左右两侧的海绵，用久了必然磨损殆尽，可是却没有一并随之丢弃。
耳机大概是所有科技产品中，最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东西，耳际充盈之后，无他无我，天人仿佛也就可以合一。除了声效和外形的酷炫考究，现在的耳机流行蓝牙配置，像是两块塞子钻进耳朵，声音马上无线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