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借题发挥，指出我以前写小说总是以第三人称“她”贯彻全文，连名字都懒得编造一个。接着，K开始质疑我从不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是唯恐认识的人浮想联翩，以故事里的人物情节来对号入座。
台湾作家张惠菁在《以婴儿之名》一文里提及，她发现自从外甥出世后，家人的说话口气都倒退至稚龄状态，并以幼儿作为第一人称发言，自己则沦为第三人称。例如，张惠菁的母亲抱着婴儿时，就以她孙子的身份发言：“阿~姨~，帮人家把那个毛巾拿过来啦！”张惠菁指出：“我们不再直接用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迂回透过他存在的转介，在一场共谋的扮演里，达到彼此的沟通。”
我忆起初始动笔写小说时，对于叙述视角该用第几人称着实琢磨许久——是否该把视角局限在知悉的范围内，以“我”作为主述者，抑或像是在呢喃对话，把所经历的辗转人事都换作是“你”的，还是如同导演运用远镜头，以疏离的旁观者角度拉开距离，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借用第三人称来叙事，或许最令人感到安心自在；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让隐秘的情感轻而易举地浮出台面，尽收眼底。K谈话里的“她”，我写的小说里的“她”，究竟是谁，到头来一点儿也不重要。毕竟，只要全心全意投入角色之中，便能从他人身上照见自己。
我们在短短的一生中，需要扮演好几个不同的角色。我们既是父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也是视儿女如宝的父母。我们既是老师循循善诱的学生，亦是他者效仿学习的对象。清朝王国维的《浣溪沙》有一诗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倘若我们经常转换视角，重拾早已被万丈尘世遗忘的初心，是否对人生中的牵绊与无奈，会有多一些顿悟与悲悯？台湾作家阿泼在《忧郁的边界：一段跨越身份与国族的人类学旅程》一书中指出，即使区别你我的边界是无法消弭的，只要秉持着同理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也会是他们，然后，我们才会是我们。”
对于K的揣测，我沉吟半晌，随后辩称，我只是想“设身处地”，站在每个人物的立场来推展故事情节。第三人称的观点需要的是另一层面的体谅与了解，看似什么都了然于心，却也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一种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姿态，冷眼旁观而不被当事者察觉发现，犹如审视人生的第三只眼，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窥探平时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幽微心事。
上个周末餐叙，老友K在谈话中提到她的母亲与妹妹。我还记挂着工作上尚未整理齐全的资料，于是有些心不在焉地应答。好不容易聚精会神起来，我便抓到K的话尾:“她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被搞糊涂了，连忙追问，“她”指的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