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忽然传来余英时先生已在8月1日于睡梦中安详辞世的噩耗，令人不舍和伤感。原来余夫人和女儿低调地先为余先生办理后事，葬在他父亲余协中先生墓旁，当一切处理停当，才对外宣布余先生过世的消息，免得惊动四方亲友。然大家得知余先生过世的消息后都非常难过，纷纷以“史学泰斗”来沉痛悼念这一位一生捍卫民主自由有良知的伟大学者。
我与余先生并不相识，但曾冒昧写过信给他。这缘起是因为杜维运先生为我所藏俞平伯先生诗卷赐题跋后，告诉我可以找王汎森和汪荣祖两先生书跋文，后来得王汎森先生不弃，为诗卷赐题。当时想汎森先生的学问已非常了不起，便想到他的老师余英时先生，于是唐突地将信寄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余先生，然久久未得回音，后来才知道先生早已退休，我也没有再设法联络，日子就像流水东逝不复。
《余英时回忆录》是2018年11月在台湾初版，一出版，精装平装就被一扫而空。董桥先生还曾来短信，说他友人买不到这本书，看我能否代买一册，由于实体书店和网络通路都缺货，成了当时最热门最抢手的书，读者都被余先生治学的精神感动不已。幸好在诚品工作的友人明沄为我向中南部诚品仓库调得最后几册精装本。
余先生返回香港以后，决定回到新亚书院，先生说：“因为我既决定在新亚书院完成大学学业，自然不能再像第一学期那样对学校漠然视之。后来我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取径是通过与西方的比较以探求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显然是受新亚书院宗旨的长期影响所致。”可见在新亚书院的学习影响了余先生的一生。
我虽早已敬仰余先生，但和他不曾有一面之缘，只是近年托友人之福得余先生在他的祝寿文集《如沐春风》和《余英时回忆录》上签名留作纪念。
每读杜甫《壮游》“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诗句时多有感触，昔年因得俞平伯先生五律七首诗卷，发愿向师长辈及当代硕学鸿儒求赐文跋以纪念俞平伯先生，而多蒙不弃各有赐书文跋与书信往还，然这些师辈学人多已年高，随岁迁移，永离者渐多。在2003年我得知潘重规先生逝世，写了一封信告知周策纵先生，未几周先生回信：“潘重规兄仙逝，我应有悼诗，一时正难于着笔！同辈及前辈近年永离者太多，实难为怀。有友人告我，悼诗不可多作，宜善自卫摄贱体云云，亦无可奈何之事也！”当时我年纪尚少，没能体会到周先生无可奈何的心情，得信四年后周先生也以91高龄长辞人世，那时我如失至亲深感哀痛。而时光推移这18年间，数算失去曾有书信来往的师辈多达六十余人，老成凋谢，才深切体会到周先生当时的惆怅心情。
故余先生在回忆录中表示对钱先生受伤留台，未能在7月12日主持在湾仔六国饭店二楼西餐厅举行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感到相当失望。至于余先生的新亚书院毕业证书是由名诗人大书法家曾克耑先生亲笔所写，钱穆先生签名，所以这一张毕业证书是非常珍贵的新亚文物。而且是第一号，为新亚书院毕业的第一人，余先生日后的成就使人永远记得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教出了一位新亚书院的余英时先生，因为师徒都在学术界光芒万丈，更是青出于蓝。余先生毕业那年8月还曾任友联出版社编辑，当时社址在钻石山联谊路华园6号。
董先生说“匆匆相见”指的是1984年，那一年余先生在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了《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在3月30日签名寄了给董先生，写“董桥吾兄正之弟余英时赠”，那时他们还不曾相见，直到6月余先生应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及儒家课程编写组之邀到新加坡讲学经过香港时才见上一面，所以董先生才以“匆匆相见”来形容他们通信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余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扉页上是这样写的：“小董兄笔交多年，今幸于路过香港时初得晤面，爰书数语以当纪念。余英时一九八四、六、廿二”。而这一本书上有另外一位送书人的题签“给小董痖弦敬赠一九八四、五、十一”。
又董先生说每年出版新书必定立刻寄一本给余先生，我这几年也曾代董先生寄过书，一是2019年5月《读胡适》刚印好，我特别回了香港一趟，董先生送了一部真皮《读胡适》给我作生日礼物，另一部题送余先生，我当时自告奋勇带回台北以国际快递两天便送达余先生家，余先生连夜读毕，又立刻回了一封读后感给董先生说：“我还没读过一本写胡的专书能如此深入浅出……全书八十八回都是胡生命中不同角落的素描，顺手拈来，无不涉笔成趣。”及最近一次是今年2021年2月《印刻》刊了董先生写余英时、金庸和夏志清三位先生的文章，我因地利之便，董先生来电托我在出刊后，买一册快递给余先生。如今细想哪怕只是帮上一点点小忙，都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在我认识的长辈当中，以黄祖植先生最了解新亚书院，祖植先生是福建晋江人，他在1952年入读新亚书院文史系，1956年毕业，为第五届毕业生。后曾任教香港的中西书院和崇文书院。他写过一部《桂林街的新亚书院》，把新亚书院早期的发展写得钜细靡遗，我以为是每个新亚人一定要读的一本书。其实我与新亚书院也有那么一点缘分，因为我的国中英文老师张绮文先生、高中的国文老师洪淑琴先生都是新亚人，而我读的伯特利中学位于九龙城的嘉林边道45-47号，与1954年新亚书院嘉林边道28号第二院的旧址相距不到一箭遥。
果然过了没多久，余先生来信说我寄的对联纸太珍贵，舍不得用，怕写坏，糟蹋了好纸，另付一纸小中堂送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右录诸葛孔明语为国威先生补壁。丙申七夕后一日潜山余英时时年八十有六”。如今展卷，物在人亡，令人不胜唏嘘！
在回忆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莫过于余先生从香港坐火车准备北返，火车却在东莞石龙火车站修理了几个小时，到了广州火车站后已误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而当时余先生突然心念一转放弃回北京要折返香港，但他那时入境香港的签证已失效，幸好有人指示，余先生最后付了一笔钱给黄牛党疏通香港边警方能平安重返香港。东莞是我的故乡，而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小时候父母觉得香港的教育会对我们比较好，于是父亲和哥哥先以依亲正途申请到香港，后来政策收紧申请不易，母亲和我只好先申请到澳门，最后买通蛇头（专办偷渡的人）疏通边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乘快艇成功偷渡到香港。
一直到董桥先生的《董桥七十》一书出版后，见余先生题《董桥七十》七言七首，其一“少时浮海记潜修，文史中西一体收。下笔千言瓶泻水，董生才调世无俦。”对董先生赞誉有嘉。而董先生在《董桥七十》序文中也对余先生表示钦敬：“我从来敬仰英时兄的人格、学尚、文品。去年牛津版《中国文化史通释》付梓期间他忽然命我写序，害我惶恐了好几天，终于摸着小路战战兢兢写了一篇《余英时新书付梓志喜》。攀交几十年了，我年年出版新书不忘寄一本给英时兄和淑平大姐，他们收到了也不忘回信说些读后的感想……”自此我和董先生见面时偶尔会聊到余先生。今年董先生的新著《文林回想录》里就提及他未认识余先生之前，已在英伦半工半读时读看了余先生许多著述，董先生说：“我和余先生结交通信匆匆相见已经是80年代我回香港主编《明报月刊》的时期，那是机缘的凑泊平生的乐事。”
北京友人董明兄曾挽一联：“道贯古今，名山一席，直书无愧董狐笔。学通中外，故国千秋，孤志已追司马魂。”英时先生千古。
余先生是插班生，他在新亚书院都积极参与校内活动，像在1950年暑假，他和唐端正、张德民、奚会暲等16人筹组了“新亚同学学术研究会”，并订立了几项工作纲领：如出壁报，举办学术问题研讨会，邀请师长专题讲演和创办平民夜校等等。但新亚到了是年年底，学生人数尚不足半百，学校经费虽得王岳峰、蔡贞人等资助，却难以为继。所以钱穆先生在1950年和1951年年底曾两度去台湾寻求资助，第一次获得总统府每月从办公费用中省出港币3000元相助，再加上热心人士帮助，暂时解决学校营运窘境。第二次钱先生赴台湾，期间在4月12日应邀到淡江演讲，不料天花板突然塌下，击中钱先生头部，经治疗后须留台养伤。钱先生在休养时写了一封信回学校，还为即将出版的“新亚校刊”题写封面，大家看了信才放下心，认为钱先生已无大碍。但钱先生至1952年8月才回到香港，所以1952年新亚举办音乐会，出版校刊，成立董事会和第一届毕业典礼等，钱先生都不在香港无法参与。
（作者是台湾作家）
回想起2016年7月我到香港探望董先生，18日那天下午和先生聊天时忽然聊到余先生，董先生突然问我：“余先生的学问大，书法又写得好，国威你有他的字吗？如果没有，你应该想办法求余先生写一张，难得啊！”“老师，我没有余先生的书法，确实很想向余先生求一纸，但是我不认识他。老师您既然也这样说，您和余先生是好朋友，老师您可不可以勉为其难帮我求余先生写一幅，好不好？”董先生听我如此一说，“好！”一句便回到书房，在吸一个烟斗的时间写了一页长信，“英时吾兄：收到拙著后来信拜悉，诵读再三……我的学生叶君重是香港侨生，去台湾读师大，毕业后留台教书多年。叶君仰慕吾兄，恳求兄赐他小幅墨宝，要我引介。兄开笔作书之际，不知可否为君重写几个字，弟感同身受矣。”董先生说余先生如果读到这一封信一定会写给我的，还把2月时刚买的朵云轩仿寒玉堂限量木板对联两对给我同时寄余先生，说怕他手边一时找不着宣纸。
有一次祖植先生和我一起饮茶时曾畅谈过去的新亚，他说新亚书院的前身是亚洲文商学院，是专科夜校，当时是向九龙佐敦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校监刘尚义租了三楼三间教室，1949年10月10日下午7点在上址办开学典礼，为方便起见，仍以刘尚义为校监，钱穆先生为院长，后来钱先生与刘尚义理念不合而辞去院长离开。不久，钱先生得王岳峰帮忙，迁到九龙深水埗桂林街61号至65号3楼4楼，三个门号六个单位，共2400多英尺。在1950年3月改组为“新亚书院”，改为日间全天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