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是签在《孤独国》诗集的扉页上送给诗人黄用,《孤独国》是周公自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他签“草叶”,想是从惠特曼的《草叶集》名字而来,因为《草叶集》和《孤独国》都是作者自费出版,周公当时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会和惠特曼一样,一生一本诗集打到底,故以“草叶”为号。当然周公一生并不止出版一本诗集,后来还出版了《还魂草》《约会》《十三朵白菊花》和《有一种鸟或人》,都掷地有声。
痖弦这位老同乡深知这位诗友,给台南艺术学院筹备处主任汉宝德的信中就单刀直入地说:“如果经费许可,不妨请周梦蝶先生为贵校驻校作家,不必开课,只要在校园散散步,与爱好文艺的同学在草坪上聊天就好。”这是1996年8月,在第二年,周公获得了第一届国家文艺奖,高雄中山大学特聘他为驻校作家,并应余光中先生之邀,联袂举办文学讲座。
简单生活 慢工铸诗
从前我也常出入周公新店的寓居,只是少有论诗多是闲谈,像他和三毛之间的小故事,像他的好朋友古典诗人周弃子与一位26岁的妙龄女子苏允安邂逅的爱情始末,这些周公昔年的生活与身边的故人故事,虽似流云,却笔笔可记。
“周一呆”:帮管管写他的书名《茶禅诗画》时用过。管管永远都保有童心,他不会跟任何人记仇,我相信他活两百岁也是这样天真啊!是俏皮话,跟他开玩笑。
周公的生活既如此清苦,他究竟遗下了什么给我们?我想是他传奇的一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和他慢工所铸的诗歌和文字。
其实周公少年时曾有三个梦想:第一是选择自由业,他说从小对音乐有点天分,一想到可以唱歌表演,可以自娱娱人就觉得欢喜。但在战乱的大时代中,学非所学,用非所用,周公的排长说他可能不适合。第二是独善其身,想做个看相算命的,借这职业导人向善。第三是教书,周公在县立小学和中学当过短时间的国文教员,后来便到武昌黄鹤楼当兵。周公常觉得“这一生失去当老师,是一种遗憾,对众多学子也是一种遗憾!我愿终身从事教育。”
到了2008年周公的诗文集没有交给九歌出版社,反而在印刻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可惜这也不是周公的全部作品,2009年12月初版共印三卷:卷一《孤独国/还魂草/风耳楼逸稿》、卷二《有一种鸟或人》、卷三《风耳楼坠简》,没有《十三朵白菊花》《约会》《不负如来不负卿》。
同时周公的签名方式还有“周梦蝶”“起述”“周”“梦蜨”“梦”“蜨”等。《说文解字》言“寐而有觉也”,隶省为“梦”,这些签名就不需再多作解释了。“起述”是周公的本名,有时他还会用毛笔签英文“Chou Meng-tieh”呢!顺带一提,周公用毛笔签书远比以钢笔签的多,钢笔只签名不写上款,又少之又少,如凤毛如麟角,珍稀得很。
认识周公多年,印象最深刻莫过于在2002年10月5日那一天,周公邀我一同坐公车前去淡水参观他朋友的画展,并带我去看他从前居住过的真理街4巷“风耳楼”,和他住了六年的外竿蓁林36巷34弄6号。当我们到达外竿蓁林,已明月在墙人影在地,路暗灯昏,偶有蛙鸣蝉唱,高竹随风摇曳叶叶有声。周公坐在一个石墩上对我说起他“石发”别号的由来,当时他每天晚饭后会沿着附近的田野小路散步,在一个熟悉的桥墩上坐至黄昏日落,天天如是,《约会》一诗,就是写那儿,“和我约会的不是人”他掩着嘴笑说。由于桥墩石上长满水草青苔,在流水中飘摇,如人的发丝,他就取了“石发”为号。后来周公送了一本他好朋友的诗集《一具空空的白——周鼎诗集》给我,在扉页上写出了“石发”的原典:“石发即水绵,产于海中石上,其细如发,故名。又苔之号称,见李贺诗注。”
周公别号
蔡文甫还说到诗人渡也影印了文星杂志93期封面及《还魂草》序言给他,同时怪他“为何不出版《孤独国》和《还魂草》等文集”,渡也认为“九歌既出版诗集《约会》,诗评《娑婆诗人》,为何不整理周公以前诗文?”蔡文甫则表示九歌早已有计划整理周公文集,因周公太小心,迟迟未启动整理工作,以为周公已晋嵩寿高龄,应将著作流传万世,希望周公下决心,把原有著作交代曾进丰整理后,交由九歌出版。
众所周知,周公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要求,渴时清水一瓢,饿时馒头一个,寒时大衣一袭,雨时旧伞一柄,住则有砖瓦遮头则足愿,简单得很。有一回周公在武昌街摆书摊,因生活清苦穿着破旧,那时有位女学生常去找他,她的教官知道了便对她说:“堂堂一个女大学生,怎么可以和一个老乞丐有说有笑。”当时周公听了只一笑置之。对我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接触到佛法,心就沉静,心安理得过日子。柏杨太太经过对我说:‘周先生你渐入佳境。’这境指物质,也指心灵。在我有生之年,我也不敢动一个小小的念头,过最好的生活,因为我现在最好不过。”
“叠”:中秋前夕你送来并蒂的文旦,说还不够熟,要多放些时间才好吃。当时要签董桥的《从前》给你,想一想,就写下几句短诗。“不夫而孕,未熟先摘:‘苦哉!我为果中之青衣,文旦而哭。’”就签了“叠”。叠是蝶是成双。
另一位是和周公在黄鹤楼一同入伍的曹介直,他们随部队从武汉乘“江平号”至南京,坐沪杭甬线火车到上海,在虹口市场打地铺二十余日,于1948年12月2日乘船离开上海,4日登陆基隆港,随后同编入凤山206师工兵营,曹属第一连,周公在第三连。他们都喜欢文学和艺术,唯一不同是周公信宗教,曹介直崇尚科学。周公说:“有一次他叫我到明星咖啡厅去,训了我一个多小时,我没说话,总觉得人各有志,于是往后我们较少在一起。人海茫茫,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其实应该互相尊重,在他心中,我是很可怜又可笑的。”周公当时虽曾这样想,可是往后的数十年,他们依旧亲如手足。“曹介直在台湾大学当过军训中校教官,他对自己的字蛮自信的,他曾说:‘我不练字而已,如果练,气死于右任;我不写诗而已,如果写,气死徐志摩。’”我昔年曾向曹先生求过字,他的书法刚健有力,确实写得非常好。而“介直”这名字是周公取的,可见曹介直的个性一向直率。
“双溪居士”:我住外双溪时用过几次,这别号比较愉快。李清照有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刚搬到外双溪时,有一位朋友问我还住新店?我说没有,住外双溪,他说:“好环境。”我说:“境好不如心好。”
2021年5月是周公冥诞百年,《梦蝶全集》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下完成了,增补了不少佚诗和佚文,依年代编排,分成五卷:诗卷一《孤独国/还魂草》,诗卷二《风耳楼逸稿/十三朵白菊花》,诗卷三《约会/有一种人或鸟》,尺牍卷《闷葫芦居尺牍/风耳楼小牍/未发表之尺牍》,札记卷《不负如来不负卿/其它札记》。书前有(荷兰)汉乐逸、(法国)胡安岚、(美国)陈耀成序文,各卷引言人包括陈义芝、罗智成、翁文娴、奚密、杨泽、傅月庵和曾进丰。
“闻喜”:闻过在心,像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密宗密勒日巴尊者小名闻喜,他家境本富裕,父亲早死,家产被占,孤儿寡母变得孤苦无依,后却成大觉者,想到他少时境况,就想到自已,以此自勉。
在《化城再来人》周公的传记电影里,黄应峰回忆他与周公在台湾重逢,在周公要移防时,黄应峰说:“他给我讲一句话我很感动,就是在台湾,我移防不必跟你讲,我们移到哪里你还会找到我,所以我们始终到现在,来台湾比同学从前更亲密联系,一直到现在,一直不间断联系。”
可是《梦蝶全集》也有遗珠,没有补入周公在2002年孟夏为我所藏俞平伯先生寄陶重华先生七律五首诗卷文跋:“约三十年前于台北牯岭街冷摊购得星光文学丛书志摩日记一册,读之至再,中有俞平伯题南柯子用清真韵咏秋海棠词一阕,造语闲澹熨帖,结句尤摇曳有深致,而不知其为俞樾曲园先生之后也。曲园先生有清一代硕儒,述作渊富,恨余缘薄,只能诵其春在堂随笔及右台仙馆笔记二种而已。然受其沾溉亦复不浅,手倦不尽所欲言。”以及2007年题送我的一首短诗:“不夫而孕,未熟先摘:‘苦哉!我为果中之青衣,文旦而哭。’”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文章有所删减)
从前周公读河南开封师范时,因家贫又逢战乱而辍学,后来得宛西县十三县总司令陈舜德函介,插班宛西乡村师范二下就读。无奈内战又起,学校停课,最终未能完成学业,旋于黄鹤楼当上青年兵。渡海来台后,却不曾想到自己会在武昌街“明星咖啡馆”前摆摊卖旧书和写诗度日,最终成了台北文化的一道“风景”。
“爱珍”:“给韵珊三月八日爱珍”这是直行签在初版《还魂草》第64页上,周公多情,正如痖弦说:“他的诗里面充满了女性的影子,他热爱人生,热爱爱情,他把爱情当作一种美……他一生爱过很多女性,非常高洁,柏拉图式的恋爱。”所以痖弦从前经过武昌街“明星咖啡馆”周公的书摊时,如果看见周公和女青年在说话,若当下没有重要的事,就会避开,改天再访,绝不前去打扰。那么“爱珍”自然是周而复始,爱而永珍之意。
及周公逝世后,我又发现他用过“老悔”“五峰山鬼”,可惜已无从相询。
“雪忍”:想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一个人没有财富,这样的人很容易起贪念。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定,守得住,像雪一样,又雪白,又冷静,知耻不受诱惑。这很不容易做得到,但做一分算一分。
少年时曾有三个梦想
故周公一生从不刻意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然他的生活既如此清苦,他究竟遗下了什么给我们?我想是他传奇的一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和他慢工所铸的诗歌和文字。记得2005年6月下旬,《不负如来不负卿——石头记百二十回初探》是据周公亲笔真迹排印初校完成时,九歌出版社负责人蔡文甫即亲笔写了四页长信向周公汇报细节,告诉周公书以原迹照相制版,接着用铅字排印,使广大读者既能先欣赏周公墨宝,又可慢慢体会“初探”内容。由于怕读者无法背诵各回内容,所以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排版时另外加上回目。
《不负如来不负卿》不是诗集,是周公读《红楼梦》的札记,周公曾签送给我两册,后来我又在坊间买得三本签名本,合共有五本,其中四本,周公或详或略都各以毛笔订正。
两位老朋友
周公逝世以后,有一回我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余先生知道我平日与周公常有来往,便抄了他《送梦蝶》诗中的一段“有一个号手向暝色,用黄铜深长的咽喉,吹奏送别的低调”给我留念。余先生说:“我与梦蝶相交多年,见面往往止于论道而不互通隐衷,近乎畏友。”周公确实非常尊敬余先生,一向视他为畏友为良师,当年常出入厦门街的余宅,与余先生论诗,向余先生请益。
前些年月,我又看到周公签“草叶、粪朽人、一甚老人和爱珍”的别号:
周公一生用过不少别号,后来我发现一个,便问一个,记一个:
《梦蝶全集》及遗珠
至于周公有两位老朋友,是不可不提的。一位是河南开封师范的同学黄应峰,周公把他当作自己至亲的弟弟。我在周公家见过黄应峰两次,两次都是因周公卧病在床,黄应峰也是老弱残躯,一次是女儿领着一次之孙女陪同,从台南到台北来看周公。黄应峰两次都包了一大包红包给周公,鼓鼓的,可知数目不少。几十年友情,早已不在于金钱的多少,周公都领了这一份情。当年周公在摆摊卖书,生活刻苦,有一年快过年,黄应峰从邮局汇了200元给周公,周公生活虽苦,却从不接受朋友的帮助,于是周公回了一信,连钱退回。没想到几天后黄应峰也附一封信,把钱加倍寄回。周公才恍然明白,他这一个举动“比杀他还要使人难堪”,从此再不拒绝黄应峰的每一番情意。
“粪朽人”:是什么时候起用,已难确认。我分别见过周公在2004年和2006年所签的书上用过这个别号,这明显引自《论语·公冶长》孔子斥责宰予昼寝的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2004年周公83岁,已是耄耋之年,周公大概与孔子同感“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期勉自己珍惜光阴。“给我一撮土,我便能生一根!草说。”这是周公的诗句也是他生命的写照,像他生活那样清贫,像他身体那样羸弱,然他的生命永远像草那样充满韧性,对生命永抱希望,无惧于骤雨狂风。
(作者是台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