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傅聪是1962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枫是上海人，和傅聪在上海是旧识。当年傅聪经常在香港演出，离他最爱的祖国——家和亲人，一步之遥但有家归不得，他对祖国的一切都关心，从政治到普罗大众的民食民生都牵挂。林枫知道我刚离开大陆不久，就约了傅聪一起在他家聚，傅聪完全是个性情中人，不拘小节，喜怒溢于言表，热情、透明、真挚、好辩、独一无二，叼着烟斗讲到兴奋处，他慷慨激昂、眉飞色舞，哇哩哇啦的响声，好像连房顶都可以掀起来。每次有机会相聚都无拘无束十分愉快，讲话投机就会投缘吧，至今算来有58年的缘分，不会在2020年12月28日他生命终止时缘尽。这几天听他的录音和看访谈视频，感到他的脑仍然永远在思想，心仍然永远在感受，那份赤诚、投入和对音乐的痴情，有无以复加的美和精彩！有赤子之心的人性光辉永不熄灭，会在那里延续地照耀闪亮。
一
1982年，在母校北京舞蹈学院为教学排练舞剧《负、复、缚》，邀请了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谭盾作曲，结果有一次意外地收到与舞剧毫不相干《钢琴八首》录音带，一种莫名的感动，使我马上产生了要用这音乐编舞的冲动。不久，我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傅聪报告，并将录音寄给他，傅聪听后喜出望外地告诉我：“嗨，你看中国还是有人才的！”谭盾说：“三个月后我居然收到了傅聪先生对一个学生的来信，信封里还有一盒他演奏我习作的卡式录音带……我心里的傅聪，一个温暖的好老师，一个伟大的音乐诗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和人。”80年代中期傅聪在巡回演出时弹奏了《钢琴八首》，这首曲子我编了舞蹈《回》太熟悉了，但听他演奏时又感到那么陌生，好像头一次听到，他对音乐的诠释独到，有重重的弦外之音。
1982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在香港需要有个固定住处。父母在香港的房产中九龙美孚新邨正好有屋闲置，我就干脆请好友“小北京”（艺名方盈）把三房两厅改修成一房一厅，房子装修得就如其人：简约、低调、朴素、实用、舒适。记得入住后不久，傅聪来访，感到公寓有份安宁，“老适宜”。他抱怨自己整天在跑码头，机场——音乐厅——练琴，苦不堪言；我当然了解他的苦，自己也是机场——剧场——练舞。当时“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所以与香港政府的合约是四次来回，一年只需要在香港工作六个月，时间由自己安排。于是我给了傅聪一套钥匙，告诉他只要我不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来使用。傅聪马上拉着我租了架钢琴搬来我家客厅。美孚是普通老百姓住宅区，他毫不在乎，说这样最好接地气，自己在香港经常有活动，比起住旅馆惬意多了。
二
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是与傅聪接触最频繁的几年。
1979年傅聪、傅敏兄弟分离21年后重逢，因为父亲打成右派，傅聪出走，使傅敏受尽煎熬和打压。傅聪对弟弟的遭遇万般不舍，也怪罪自己，感到亏欠太多，希望能尽力弥补。傅敏是位好英文老师，于是傅聪邀请弟弟到英国住一段时间进修。在傅聪家里，傅敏看到了哥哥珍藏的父亲来信，于是开始细心、耐心地一封封整理，没有傅敏不懈的努力，相信我们不可能看到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楼适夷先生在序中说得最精准：“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傅雷家书》从1981年第一次出版开始，到现在已经印了几千万册，傅聪曾经跟我说：“这完全是傅敏的苦劳和功劳，这方面自己太不像话，只晓得练琴，版税所得应当一概全归傅敏。”
他数十年家国情怀和独立知识分子良知，使他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满意，常说，如今的社会物欲横流没有精神价值，为这个世界上龌龊、不公平、已经没有良心和是非而痛心。最不能让他理解的是很多音乐家居然能把“我”字当头，放在音乐之上。
记得1980年我随丈夫比雷尔去伦敦开会，两兄弟到旅馆来看我们，才知道傅敏在伦敦已经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哥哥练钢琴永远是首要任务，所以伦敦的名胜古迹弟弟一个都没有去过。比雷尔一听我在埋怨傅聪“不近人情”，马上不假思索地对傅敏说：“你就跟我们一起玩罢。”傅聪直夸比雷尔是“滥”好人，就这样傅敏跟我们一起当了几天伦敦游客。一起玩时傅敏聊到了整理信件时的复杂心情，看了信才知道父亲对傅聪如此偏爱，他说没想到哥哥去国这么多年，现在比起爸爸来更极端、更固执，脾气更暴躁，父子两人的个性太像了，而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傅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篇文章我仍然在依循傅雷家训给予的指南——第一先做人，来写我认识的傅聪，何其有幸与他相识五十八载，希望世人在认识一位“诗人钢琴家”之外，也认识这位富有赤子之心、独立思考、一生追求精神理想的“人”！
猜想Jonathan大概拿出了看家本领，做了几道精致美味菜色，吃到最后一道甜点时，主人终于可以坐下来陪客人聊天了。彬彬有礼的主人跟傅聪一样对政治有兴趣，他们高谈阔论，我英文有限根本插不上嘴。主人小声细气而客人声大气粗，出乎意外的是，没谈多久，傅聪就按捺不住“光火”，猛地站起来掉头就走，主人束手无策尴尬地站在饭桌边，我恨无地洞可钻，只好边跟着傅聪撤退，边连声向主人道歉。回到家中，傅聪边抽烟斗边批评：“西方上流社会其实最俗气，装模作样地空谈政治，高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一会儿他又唉声叹气地自责起来。
1979年，傅聪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此后，傅聪开始在中国频频演出，教大师班；我也开始经常性地回母校教学、演出。那段时间，北京又恢复了不少民间表演艺术的演出，我特别喜欢，拉他同往，这才发现傅聪艺术趣味很广，兴致勃勃地看演出，无论梆子、皮影、说书……他都看得起劲，眉开眼笑地说：“外国的哑剧差远啦，怎么能跟中国的戏曲比？”他欣赏那种原汁原味、大俗大雅的民间乡土气息。
上世纪70年代在欧洲旅行，不超过26岁便可以享受长达两个月周游列国的优惠火车票。1971年夏天，离我26岁生日还有几个月，赶紧把握机会，由洛杉矶飞往巴黎，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在巴黎受到了赵无极的热忱接待，最佳导游带我参观了巴黎的各重要景点。一周之后第二站是伦敦，傅聪说家里有许多空着的客房邀我去住，他怕我人生路不熟，来机场接了我。
一周的近距离接触，我才了解到在伦敦家的傅聪和在外面巡回演出中的他，绝然判若两人，令我十分震惊。记得最清楚的场景是一踏进门，整个屋内昏暗阴气沉沉，因为家中的窗帘是拉上的，他的表情和语气也同样是阴气沉沉：“哎——我一个人的时候怕阳光、怕亮，你如果不习惯，自己的那间房可以拉开窗帘，已经收拾好了。”然后递给我一串钥匙，要我出入自便，厨房自理，不必理会他的作息时间，他要保证每天练钢琴八至十小时，其他都没有心思。伦敦的景点他都没有去过，所以也无法给我当导游，又一声叹息：“哎——！”看他一脸的苦笑和愧疚的语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料想不到的结果是尴尬事居然变成了喜事，不久Jonathan在一个社交场合见到傅聪前妻Zamira Menuhin，想她会是知音罢，于是把他耿耿于怀的不愉快，跟一位首次相见的人和盘托出，从那次起，他们开始约会进而步入婚姻。Jonathan对傅聪和Zamira的儿子傅凌霄视同己出，傅聪一直惭愧又内疚，后来跟我说：“老实告诉你，Jonathan是位绅士，作为父亲的我自叹不如！哎——我更不能跟我父亲相比，尤其在督促儿子学习中国文化和做人方面，他尽全力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他的爱太伟大了。”停顿了一下，忽然又想起什么：“哎——说给你听良心话，其实做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太累、太痛苦，压力太大了，我没有什么童年……”“这也是我心中一直想问你的问题，看了《傅雷家书》我很感动，对你父亲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你作为儿子应该是会‘吃不消’吧？”我问。傅聪随着吐烟又吐了一口气：“哎——！”
2013年10月27日，在上海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傅聪、傅敏兄弟两人合写悼文送父母骨灰入土，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着傅雷当年写给傅聪的信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悼文由傅敏念：“爸爸妈妈，今天你们回来了。四十七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离开了由这块土地呈现的你们无限眷恋的文化。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傅聪对采访者说：“我说不出话，只想控诉！”
聊天时唉声叹气是傅聪一贯的情绪表达，他早已养成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他在人生的历程中，忧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载的包袱、内疚的心结、家庭的巨变、追求的完美，都太沉重、太庞大、太繁多、太劳累……但有幸的是他对音乐的“爱”以及对爱的毫无保留的谦卑和奉献，精神和理想上无止境的追索支撑了他的一生。
这几天老天“眼”下雨没有停过，雨点飕飕敲打着玻璃窗滴答、滴答滴，令人心碎。天冷夜长的北欧，北风呼啸摇动着窗外的老松树，刚才，我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耳边响起傅聪的长叹声，哎——！
我那时刚刚开始复“功”，在电影界七年没有练舞，1970年到美国后认识到回到本行舞蹈，才是我自食其力的唯一出路。这个年纪想要复“功”没有任何捷径，唯每天独自苦练，无伴也无伴奏，干疼、干累、干熬，一年下来复“功”的成绩使自己恢复了自信，所以即使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于是打定主意，傅聪练琴时就当弹奏的音乐是在伴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是个伴，就不会感到复功的干苦。傅聪欣然同意我这个“馊”主意，当然我不可能练舞八小时，练舞之余伴着他的钢琴声烧上海家常菜，等他一天工作结束歇下来吃饭聊天喝茶（那时我完全不会喝酒）。傅聪离婚后的单身汉生活简单得出奇，罐头意大利肉酱、罐头汤、煮鸡蛋，其余他不会，现在每天有家乡的热菜热汤，有人作伴聊天，他阴气沉沉的脸好像慢慢地舒缓起来。
聊天时唉声叹气是傅聪一贯的情绪表达，他早已养成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他在人生的历程中，忧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载的包袱、内疚的心结、家庭的巨变、追求的完美，都太沉重、太庞大、太繁多、太劳累……但有幸的是他对音乐的“爱”以及对爱的毫无保留的谦卑和奉献，精神和理想上无止境的追索支撑了他的一生。
那次探访傅聪有两件事印象最深：其一，聊天时我们在谈人生价值观时，傅聪告诉我父亲傅雷的家训——修身指南：原则是第一先做人，第二艺术家，第三音乐家，第四才是钢琴家。傅聪说：“我认为这个位置次序排得很对，也是我为人行事的座右铭。”那时，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傅雷家书》十年后才出版，当年亲耳听傅聪既理性又感性，双眼发亮地向我道来，这条真知灼见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如今，已经5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依循这个家训给予的指南，在前行的道路上要求自己。
（作者是美籍华裔舞蹈家、作家，现居纽约和瑞典）
傅聪最大的痛苦是1966年父母自杀双亡，巨大阴影始终纠结着他，他不开窗帘不透阳光,完全是在自责自罚作茧自缚，直至他辞世，始终无法走出梦魇、内疚, 罪与罚撒下的天罗地网。
其二，还有，英国艺术评论家Jonathan Benthall是雕塑家蔡文颖的知音，文颖知道我要去伦敦，从纽约写信要Jonathan尽地主之谊，Jonathan知道我住在傅聪家，非常欣赏他的音乐，便建议邀请傅聪同往他家晚餐，意外的是傅聪欣然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