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新加坡华文文学，1932年，26岁的柳北岸在尚未南来之前，便以白芷署名，协助南京的正中书局编著《苏门答腊民间故事》。

例如，在新加坡的小学华文教材中，绕口令、快板和相声作品相对匮乏，但一些民办学校在自编的教材中，都会把这类饶有兴味的作品编入教材中。有的民办学校在学前阶段零星地采用绕口令作为辅助教材，在小学其他年级，则以相声欣赏作为导入教材。

根据韩永元的观察，在中国传统曲艺的300多个尚存曲种中，绕口令、快板和相声比较适合新加坡的华文教学环境。汉语文中心曾开办“艺术语言训练班”，课程主要是以快板作为语言训练，兼有培训快板演员的教材；韩永元在上述论文中，便融入自己大量的实践经验与实例。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此外，根据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柬埔寨华人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和神话传说、寓言等题材的创作，成就几乎超越了柬华散文和诗歌。民间文学的发达，既是柬埔寨悠久而神秘的文化的反映，也体现出了柬华作者的审美倾向。

2002年和2006年，莫河主编的《海南歌谣俚语》和《海南民谣俚语增订本》先后问世。这两本书收入流传于东南亚一带的海南歌谣、民谣和俚语，也汇集了部分流传于海南省的这类民间语言。

韩永元是在2006年开始念硕士课程，当时他59岁。面对语言环境的变化以及华族学生学习华文遇到的种种困难，部分华族子弟甚至产生准备放弃华文的心态。如何使华文教学做到既内容丰富多样，又形式灵活生动，不同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有不同的诠释和做法。韩永元意识到，采取接地气的寓教于乐方式，中国民间曲艺所起的作用便很值得研究；他当时迎难而上，愿意在花甲之年对这方面的华语教学法展开探索、梳理与归纳。

2008年，韩永元曾为圣尼各拉女校中二10个班的学生开办系列相声讲座，以一场校内比赛作为结业。2011年至2014年，他在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任客座讲师，讲授《幽默与教学乐趣》，对象是中学和初级学院的教师；当时他引用了大量的曲艺内容，特别是逗笑的相声手段，效果甚佳。通过新加坡华族文化优化华语教学，这是韩永元作为一位文化工作者的期待，相信也是目前形塑中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核心目标之一。

今年5月4日，我出席在新加坡南安会馆举行的《世界华人民间文化学刊》创刊号发布会，聆听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发表题为《五四遗风·民间文化·宏观诗学：全球文学理论的新拓展》的演说。赵白生提及五四作家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他认为，因着对“俗文学”的论述，郑振铎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再如，在某些学校，华文教师在学生的课程辅助活动中以相声和快板作为媒介，借助这两种富含娱乐性的形式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虽然这些活动侧重于艺术欣赏，没直接与语文学习挂钩，但学生能从欣赏中发现语言背后的文化景观，且有机会挖掘深藏在语言中的谐趣和魅力。

许永顺的《新加坡华族戏曲汇编》（2009）、柯思仁副教授的《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2013）、许振义博士的《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2018）等论述，为新华民间文学留下珍贵的文献。

至于社会上，欣赏快板、相声的风气虽不旺盛，但每年都有举办相声比赛或演出，如国家初级学院主办多年的中学生相声比赛，儿童艺坊主办多届的小学生相声比赛。青少年广播演艺组水平不错的演出，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相声演出，让学生有机会欣赏到相声和快板这两种曲艺，在认识上也会有一定的感性基础。

韩永元在论文中指出，从学校、民办学校到社会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传统曲艺有助于文化传承和语言教学，这些背景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素材。

曲艺是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一大类，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立基于华族文化这个优势，韩永元尝试从绕口令、快板和相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内涵出发，分析它们对新加坡学生在华语学习过程中的欣赏表演和实际学习所能发挥的不同功能，并以适合本土语言环境的自编、改编教材作为教学案例，给有志于将曲艺纳入华文教材的教育工作者参考，从而强化新加坡的华语教学。

一篇几乎被遗忘的论文

2010年，在厦门大学教授陈荣岚的指导下，1990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韩永元完成硕士论文《传统曲艺作品在新加坡华文教学中的功能之研究——以语言类作品绕口令、快板、相声为例》的书写。这是一篇富有实践性但却差一点被遗忘了的论文。韩永元当年已是资深的戏剧和相声演员，也是成立于1993年的汉语文中心的校长，深谙教育部中小学华文课程编写的目标在于让学生活学活用，感受学习华文的乐趣。这篇论文，可谓兼容了作者在两个领域中的专业知识与实战经验。

“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民间文学。郑振铎曾为俗文学列举六大特质：一、大众的；二、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三、口传的；四、新鲜的，但是粗鄙的；五、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

接地气的华语教学演绎方式

民间文学随着华人移民的脚步，也扩散到东南亚等地。厦门大学副教授郭惠芬曾在《从五四到新世纪：缅甸华文新诗发展史浅探》一文中指出，19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文坛掀起抗战文艺运动，缅甸华文诗人除了写诗掀起抗日怒潮之外，缅华诗坛还利用旧体诗词与民间歌谣相结合的形式，激发缅华民众抗战救亡的情绪；以闽语和粤语创作的抗战歌谣，也在缅甸儿童中传唱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