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印尼目前有32所大学开设类别不同的中文课程，其中13所是私立大学。潘范妮的报告展现了有别于传统大学中文系以文化传输为重的印尼中文系面貌：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职业学院中文系的专业特色，灵活选择“中文+”多项培养模式，以工科岗位的实际工作过程为导向，构建教、学、用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帮助学生培养专业技能与实际生产实践的有效衔接，成为“懂中文+熟技能”的“中文+”复合型人才，以符合企业需求，增加学生就业力和竞争力，达至企业和人才双赢。

“中文+职业教育”是本次孔院论坛的明显议题。一提起中文学习，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偏向文化类的学习，而“中文+职业教育”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种传统固有观念的继承与创新。

印泰等国之所以尚未克服华教教材本土化的问题，根源在于华教各自为政。一旦设置华教统筹机构，适时地在中国教材的基础上，借鉴新马教材的本土化实质，编写自己教材，适量加入篇章合适的本土华文文学作品，这个问题应可迎刃而解。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代表陆小曼在题为《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与“中文+职业教育”》的报告中，从泰国学生使用汉语介词“在”的偏误分析中，归纳出四个偏误类型：误加偏误、遗漏偏误、误代偏误、语序偏误。她总结出导致偏误的四点原因：母语负迁移、教师的教学策略不当、教材编写问题、学生学习态度与策略的问题；其中的“教材编写问题”，与唐根基所提出来的教材问题有相近之处。

屈原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楚国早已覆灭，学习这位在公元前278年离世的楚国诗人，基本上是在学习具有普世意义的爱国精神，而不存在因学习屈原所产生的“国家效忠对象到底是谁？”的伪命题。

从这问题中，我想起新加坡的教材本土化进程。1978年8月，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领导教育研究小组，全面检讨教育部的运作系统和教学问题，并在1979年2月公布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中提出改革方案。为减少教育行政资源的重置与浪费，报告书建议教育部设立五署，并管辖一附属且独立的课程发展署。课程发展署负责统筹全国课程及课本的编撰与出版工作，以确保教科书品质与水平，并负责到校进行实验工作。

这次对话会的成果之一就是，从2005年开始，本地华文文学与母语教育进一步联系起来，本土作家的创作适量地编入华文课本中，进入教师和学生的视野。这个良好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印尼32所大学开设各类中文课程

为了对本土华文文学的重要性做出检讨，2002年中，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为首的华社民意收集小组与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举行对话会，时任作协秘书吴耀宗向曾士生和六位国会议员建议，采用本土作家的作品作为华文课本教材，以提高学生对本土文学的认识。

无独有偶，在同一天论坛上，印尼三一一大学孔院经理潘范妮发表报告指出，由于印尼翻译人才紧缺，本土员工与中方管理人员之间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企业文化隔阂等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时有发生，这将限制中资企业在印尼的发展；在这背景下，印尼高校职业学院中文系推动一带一路与“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空间巨大。中文系如何进一步发挥支撑和服务作用，不断满足印尼人民对中文学习的多样化需求，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地文学作品入教材是优良传统

他们两人提出的问题，显示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外，东南亚华教普遍面对的困境。

据我了解，除了新马之外，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至今也积累了厚实的华文文学作品。如果能像新加坡那样，让作品进入当地华文教材中，也是对各国华文作家队伍的一大激励。

如果说从1980年至2004年，新加坡着手编写自己的华文课程教材是教材本土化的第一阶段，那么，从2005年开始，华文课程教材就进入教材本土化的第二阶段。

印度尼西亚世界大学语言文化教育学院院长唐根基在报告中，以巨港市为例，透露印尼华教存在着教材尚未本土化的问题。就巨港市中文教育而言，教材是五大问题之一。巨港市18种华教教材中，七种是中国出版，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各一种，印尼四种，自编的四种。印尼出版的教材偏向于模仿型教材。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与国立教育学院12月上旬联办“东南亚区域孔院高端论坛：中文教学在东南亚的机遇和挑战”，我出席聆听了第一天的六份报告，其中触动我做深一层思考的，是东南亚华教目前的两大议题：教材本土化与内容职业化。

唐根基透露，曾有印尼高层针对华文教材中涵盖屈原的学习一事，向他表达对教材可能导致的引导偏差的疑虑。

陆小曼在前述报告中阐明，孔敬大学孔院首创“中文+”教育理念，打通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中文知识与中文应用之间的壁垒，实现由“语言教育”向“语言与技能应用教育”的深化发展，拉开孔敬孔院“中文+技能教育”特色发展道路。

但根据执教教师反映，新教材对二语学生来说，还是太难了。

此外，资深教育工作者郑昭荣在《大华语与教材编写》一文中也提及，自1970年代开始，教育部就从学校调派富有写作经验的教师进入课程署，编写华文中小学教材，至今将近50年；这些教材编写员有百余人，经验相当丰富。如果出版界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编写一套适合东南亚华语区孩童学习的华文教材，并非难事。目前，有一些国家如印尼、泰国等所设立的国际学校，便采用我国教育部编写的教材《欢乐伙伴》。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如果说在中文教材编写本土化的层面上，印泰等国或可向新马借鉴，那么，在“中文+职业教育”的层面，新加坡或可反过来向印泰等国取经，把中文的使用范围，拓展至更宽广与务实的经济和行政层面。例如，从一些需要大量使用中文的部门做起，如教导移民局华人官员更多中文的专业移民条例，这样一来，他们在向中国新移民阐述新加坡移民政策时，将能更得心应手。

以孔敬孔院、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中国湖北省教育厅三方合作为例，三方联手落实的“中文+高铁汉语”项目，至今已面向1600多名职业院校学生开展20余场次的“中泰高铁”系列巡讲，对近700名学生开展高铁汉语培训，输送200多名学生到中国学习和交流，培养五届200多名“汉语+铁路”复合型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