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来登行动”开始，他都像是局外人般，被整个权贵集团排除在外，仅获得少数土团党成员支持，并试图回锅支持希盟。这些动作都表示，马哈迪并不在整个政争剧本的核心当中，而是被当作其中一步棋；以至于他辞职后的后续动作，虽然试图化被动为主动，却已无力挽回大势已去的局面。
笔者认为，这批论者将矛头指向马哈迪，仅强调反马立场，并不了解威权主义和旧秩序的不同。这派论者认识到马哈迪威权主义的本质，强调不应该和他合作，却忽略了老树盘根的旧秩序。
与此同时，国家元首会见国会议员的第二天，也就是26日，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也在新山皇家山召见柔佛州议员，要求他们表态支持希盟或新联盟，并在27日下午2时发文告宣布，一个新的联盟已赢得该州议员的多数支持。当时，56名柔州议员还有两名未觐见柔佛苏丹。
此书观点与笔者在去年开始的柔佛地方政府研究相当契合。王室拥有宪法赋予的超然地位，英殖民政府虽然留下君主立宪制，但柔佛王室对行政官僚体系的影响程度，具有历史性缘由。州议会虽然作为州属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但统领公家官僚体系的州秘书，则是由柔佛苏丹委任。
我们首先梳理国盟夺权经过。首相马哈迪在2月21日被希盟领导层“逼宫”之后，23日阿兹敏团队为首的亲国盟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以致发生“喜来登行动”。24日马哈迪无预警投下震撼弹，辞首相职，为希盟种下倒台最关键因素；之后政党和政治人物博弈斡旋，入宫觐见国家元首。
因此，独立之交，在权贵势力的推动下、与英殖民政府的协商下，确立贵族精英官僚体系的政治结构，也维持“马来人至上”的特权地位。传统主义成了维系旧马来政治的一个展演。
29日，各党领袖早上入宫觐见国家元首，国家王宫于下午宣布委任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出任第八任首相。希盟政府正式垮台。
因此，此次政争虽然马哈迪必须负很大责任，但追根究底，这是旧秩序的反扑，并不是威权主义的复辟。马哈迪虽然也有其朋党财阀，但此次马来权贵和世家大族千丝万缕的人脉网络，选择和马哈迪分道扬镳，这已显示当初这批论者的错误认知，更打脸其之前声称是预言家的姿态。
而且，辞职后一步步的个人秀，也显示政党权贵集团、掌握经济的旧财阀、旧势力，都不站在他那一边。他像是一个人在面对庞大的旧秩序，即使频频出牌，但王牌并不在他手上。
马哈迪在整个事件中，被隔绝于旧势力和旧财阀的策谋中。当然，因为他固执地坚持不让安华接掌首相职，不排除他知道土团党内部和巫统、伊斯兰党、阿兹敏派系的谋划，也赞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但相信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旧势力扳倒希盟的其中一枚棋子。他的刚愎自用、威权主义性格，深得幕后势力所熟知，因此能从中判断他性格的弱点和后续行动，进而反将马哈迪一军。
既得利益颠覆民意
基本上，当国家元首在马来统治者特别会议后，议决将召各党领袖入宫觐见，就各党议员整体人数而言，希盟已呈败象。此外，作为西马政治桥头堡的柔佛率先变天，并火速举行新大臣的就职宣誓仪式，一切已成定局。即使希盟声称掌握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并出示法定声明，已无法力挽狂澜。
国家元首于25日和26日会见所有国会议员，会见过后并没有宣布何者获得多数国会议员支持出任首相。不过，国家王宫表示，没有人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在这里，权贵集团指围绕以巫统为中心的政党权贵，以及自独立建国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他们与巫统有密切关系，政经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旧财阀则指依附于政党权贵，牵涉世家大族的经济财团。
当中有一个重要插曲，马哈迪在宣布经济振兴配套后，“代传圣旨”，声称国家元首无法确定哪个政治阵营掌握“明显的多数支持”，宣布3月2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来选首相。他是在27日早上觐见国家元首后，于当天傍晚5时30分作出宣布。但国会下议院议长在觐见国家元首后，于28日下午2时宣布拒绝召开特别会议。
英国《卫报》的一篇社论大胆指出，马来西亚2月底的政争是一场旧秩序的“政变”，不只是来自于反对党势力，就连王室也涉及其中。国家王宫在五天后反驳这项指控，并强调国家元首是根据联邦宪法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来委任新首相。
人民角色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柔佛苏丹在28日早上出席马来统治者特别会议后，在下午5时就见证柔佛新大臣的就职宣誓。
首先，此次政争引起严重的宪政危机的争论。面对旧秩序介入民主选择，人民根本无权参与，因为这场权力游戏是政治精英在把持，人民的声音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精英的考量外。
第三，旧势力掌握官僚行政体系，国家机器仍旧运转，保守主义让公务员倾向维持在旧秩序的势力范围，人民力量无法进入行政结构，也因此对于政争完全只能沦为看客。对于自己投票选出的国会议员，若臣服于旧秩序，并协助维持旧结构，人民毫无办法，基本对整体国家政策影响甚微。
同一天，马来统治者于28日早上在国家皇宫召开特别会议，最后议决于29日召各政党领袖入宫，以提名第八任首相人选。
阿莫罗索（Donna J. Amoroso）在其著作《传统主义以及马来统治阶级在殖民地马来亚的崛起》（Traditionalism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Malay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Malaya）中指出，在英殖民政府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时，马来社会激烈反对，而巫统由此诞生以强调马来民族主义。但这股力量是和马来贵族（Malay Aristocrat）结合的政治力量，以反对赋予全民平等地位的马来亚联邦。而马来民族主义就是团结所有马来人势力以及群众力量的口号和语言。
（作者是马来西亚媒体评论人）
《卫报》评论指出，对一个拥有威权和民族主义直觉的政治领袖的国家来说，2018年希盟的大选胜利，意味着民主的胜利。这间接意味着，这场政争是以旧秩序为主的反动势力，包括与权贵集团、旧财阀结盟后，对民主的反扑与旧秩序的复辟。
还有一批犬儒主义的酸民，以预言家的姿态强调大选前不应该支持马哈迪加入希盟阵营，现在预言成真了，马哈迪权力狂的本质暴露，促成此次政争。
在2018年经历历史性大选后，面对人民力量的胜利，这些希望维持旧秩序的势力，再也不能通过政党关系及网络输出利益，控制经济财富。这些老树盘根的势力对此感到焦虑恐慌。当一个个前巫统领袖因贪污罪被控上庭，代表旧秩序的势力担心，游戏规则会被新兴改革势力所破坏。这次政争虽源自马来人的集体焦虑，实则是代表旧秩序的势力所铺陈的一种虚假社会共识。真正焦虑的是反动势力，维持旧有秩序和游戏规则是其真正目的。
马哈迪成了一枚棋子
柔希盟政府率先垮台，比中央政权易手早了两天。这项宣布对陷入胶着状态的政争产生骨牌效应，情势之后急转直下，成为政争转捩点。
第二，传统主义通过马来人日常宗教的实践中渐渐渗透，成为无法剔除的文化成分之一。集体主义在传统文化的辅助下，成为重要指导原则，改革派的自由、民主、平等、多元价值等较为个人主义的信仰，则呈水土不服的情况。
2018年大选正是以人民力量促成改革旧秩序的一记警钟，希盟在大选中赢得历史性胜利，代表人民力量是有可能通过民主程序推翻旧有势力，进而威胁保护着旧势力的政经结构。
当然，许多论者已强调，马国公民意识薄弱，批判和逻辑思维匮乏。人民懒惰思考，对概念性观念无法论述清楚，长期去政治化教育，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对公民社会的能动性及想像的缺乏，长此以往造成人民形成须要等待被照顾的角色，就连守在国家皇宫外的媒体，都自荐为元首做宣传，渲染每天由元首“宴请”的食物，让整起政争娱乐化。
从2月那个星期的急速变化，也能理解为何当政争发生时，网民揶揄人民当时投的是戏票，而不是选票。同时，这次政争出现的是美禄车，而不是水炮车。
当然，老狐狸如他，一开始的辞职，一度让政党权贵集团阵脚大乱，但由于权贵集团掌握旧势力支持，马哈迪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却因此讨不了好。他数次觐见国家元首，分别两次宣布组大联合政府、召开国会特别会议，都无法向权贵集团发出足以扭转大局的致命一击，最后栽在自己的过度自信和对局势的错误判断下。在这次的对决中，他不再如当年站在威权政府的权力之巅，呼风唤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