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名老师先简略向学生介绍这套理念，鼓励学生提出看法，引导学生分辨理念的优缺点，并与其他理念比较。学生可以挑战，认为其他理念比较优越，并提出原因，老师能引导从各种观点审视这套理念。老师对待学生平等，学生也不一定必须跟从老师的脚步，他们甚至能提出更大胆、创新的想法，和这套理念互相交流争鸣。
王庆民先生于9月16日发表的《公民社会需要启蒙者和引导者》（以下简称王文）中，回应笔者日前刊登的《马国公民社会对人民的想像》。笔者很高兴我们在“立足人民”这点是一致的，也认同王先生提到，作为意见领袖和社运骨干等，除了立足人民也必须超越民众，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想，引领社会的进步，促进民主政治的永续发展。
公民组织应扮演倡议者，采取类似新媒体多面向传播、接收的形态，邀请民众参与，共同成为倡议者、合作者、协调者、参与者。例如，香港抗争者无大台的实践，将抗争深入日常，新媒体成为公共论坛。人群荟聚自然会有引导者，但应包容异见者，容纳不同声音，让各路思想交锋。
如果一味以理念、道德、价值（know-what）要求人民进步，忽略他们如何依据现有条件做分析、判断、选择（know-how），公民组织只能沦为自说自话的知识权贵精英。
从传播过程来看，设计的内容讯息，首要了解受众群体（即想象中的人民），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才能确保传播的有效性。若想象的人民是需要被教化的，自喻为思想保姆，传播效果有待商榷。
由学者、意见领袖、社运骨干形成的知识精英，逐渐形成知识圈，若用威权主义的语言，尚且称之为“知识权贵”。他们在言论的公共空间拥有话语权、诠释知识的权力、掌握知识的力量，是另一种具结构性的社会组织。
从上述教室情境的例子来看，威权主义的发生不仅在政府组织内，也包括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媒体、宗教。若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个社会组织（具教育和传播的社会功能），群议社在中文主流媒体常驻专栏、受邀电子媒体发表评论，和在地社团连结举办讲座活动、占据主要社团职位等，都实在发挥教育和传播的功能，具有影响力。这包括可测量的，如文章阅读量、点击率、出席人数；也可以是无形的，如民意塑造、思想理念的传播。
公民社会的工作类似教育，强调教育不是问题，应避免高高在上的态度。与其说是带有“领导和跟随”意味的启蒙者和引导者，笔者更希望是倡议者，平等地与民众站在一起，但又超越各群体的角度，真正了解民意、各社群的需要与问题，宏观地提供见解，摒弃知识权贵的傲慢态度。
知识权贵显现傲慢态度的原因，笔者之前论述，是对人民的想象。若把人民想象成理性自利、人性是复杂的，在倡议某种理念时，可以透过宣导，让人民看到建立制度也是一种自利行为。以一套道德论说要求人民接受，难以改变人性自利的事实，公民组织要如何突破局限？
笔者认同，公民社会应是启蒙者和引导者，但把人民视为思想婴孩，无视异见者所提出的社会现实，独尊一套道德价值，否定妥协的必要，就变成一种知识的傲慢了，是知识精英在掌握知识、理论、话语权、影响力，而获得的权力傲慢。
群议社2019年在新山举办的一场讲座“地方选举，行不行？”，发生一件小插曲。一位近期选择从政的社运人士A提到，他在选区耕耘期间发现，社区民众有许多分野，很难以一套价值观去要求，并描绘不同街区民众人口构成的差异与鸿沟，延伸地方政治需要了解民众需求并在策略上妥协。
在公民社会内，除了知识型成员，还有更多来自草根的民众。他们或许读书不多，没有硕士博士的高学历，但仍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希望追求想要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他们的视野或许局限于社会环境、个别群体、手边资源。但他们渴望在现有的公共空间内，参与公民事务、发表看法、参与讨论、提供意见、监督政府。
来自群议社的主持人严厉语气的背后，是不允许从其他社会现实面思考，或修正理念和价值观，坚持固守她所认为优越的理念，并要求充满分歧的社会接受。若不服从于这套理念，异见者将不具备伦理道德的原则。群议社社员也担任演讲人和举办人，分别发表类似理念，在场不同意见者选择噤声。
作者是马来西亚媒体评论人
这番思考与媒体的变革息息相关。以前传统的大众媒体发挥强大影响力，形塑民意，都是以一个中心向受众扩散的模式，内容生产者和阅听众界限分明，一个发布，一个接收；新媒体出现后，打破大众媒体垄断资讯的局面，阅听众也可以是制作者、参与者。
是乡下的人民比较愚蠢？是他们没有道德原则？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民主自由？族群文化导致思想僵化？笔者认为，公民社会在了解社会各群体时，应打开另一只眼睛，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先不带价值判断地去了解人民在大时代下，所能做的选择，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社会资源、文化配套。
2016年笔者到砂劳越州选担任监票员，随队到偏远村落。和一名瘦弱妇女攀谈，她丈夫因为州政府建设大型水坝而失去油棕园工作，成为乡区学校保安，每个月只有200令吉（约65元）收入。村民要到城镇搭的四驱车，一趟都要200令吉以上，她根本不可能离开村落。流着的河流褐色污浊，村民家里一大罐一大罐地摆着矿泉水，没有自来水供应。问她投票意向，她选择执政党。为什么？她微笑不答。
公民社会在推广理念的过程，是一个传播过程。笔者在采用报业理论阐述群议社呈现威权主义特性，并不在于公民社会本身，而是传播过程的威权性质。报业理论分析政府、媒体和人民之间在传播讯息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理论的特性。以政府组织为架构谈论权力的流动，如威权主义的权力由上至下，媒体和人民是政府的跟从者；自由主义则权力由下至上，媒体作为公共论坛，提供讨论空间，让人民讨论，监督政府，前提是人民必须是聪明、理性、有思辨、逻辑的能力，并没有威权主义的权力主从关系。
若知识型意见领袖或社运骨干不愿意聆听草根群众的声音，而是对之强加一套所谓优越理念，坚持群众必须拥抱这套价值，忽略草根环境的社会局限，甚至认为草根群众没有高学历，不具备论述能力，从而切断草根参与讨论的沟通管道，则将陷入文章开头所述例子的情况。
担任主持人的群议社社长回应，公民社会必须作为一个坚守伦理道德的阵地，不轻易妥协，若对于政治不强调伦理道德，则公民社会将无法扮演好应有的角色，语气严厉，义正言辞。据我所知，也是画家的社运人士A，连续三年帮助边佳兰抗争居民举办社区艺术计划。阮囊羞涩的他，没有金援也自掏腰包，就是为了协助抗争居民留住被大型油气计划摧毁的家园。
末了，想以两个故事作结。笔者曾从2011年至2019年跟进边佳兰居民的抗争运动，不定期采访抗争居民领袖，个人故事充满戏剧性。有的从执政阵营选择反政府，后509大选变天从反对党变政府，再失势；有的人从边缘进入核心，再被排除至边缘；有的争夺政党权力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若以一套道德价值去评断这些个人在大时代下所做的选择，很简单，但无法深入解答结构性问题。
王文提到历史大时代的革命实践，笔者这篇回复并不想从艰深理论讨论，而是希望从一个个社会个体的例子谈起。先从一个教室的假设情境展开思考。假设有套非常优越的理念，老师要求学生必须专心聆听课程，一小时后小考，若未根据理念行事，或提出不同看法，则给予低分或惩罚。学生不敢造次、不敢提问题、不敢挑战，即使发现这套理念有某些缺点，也不敢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