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涨船高的房租一环一环驱赶到更远住处的“北漂”，每天要起得更早，到家得更晚。相对来说，其他人群通常可以网购，对物价抬升的敏感性较低，承受力也较高，但也并非完全不受影响。
这些利益相关者恰恰是城市治理必须关注的群体，而他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应得到充分保障。因此，政府不应有操之过急之心，行独断专横之为，避免留下难以破解的“后遗症”。
对于城市这样的庞然综合体，特别需要全面均衡发展，避免“顾前不顾后”的负面影响。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其城市治理的理念和做法会影响中国许多城市，所以更应充分考量和统筹运作。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整治“天际线”时，也要照顾城市的“地平线”，避免出现“天壤之别”。归根结底，城市的旨趣在于变得更为宜居和亲商，而不是同居民和企业“过不去”。
在进行城市规划和街区设计时，应着眼于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布局和安排，为仓储式空间和物流平台提供发展契机，并使整治运动留下的市场空白得到弥补和提升。
最后，应进一步扩大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为企业兴建和租用集体宿舍提供补贴，使城市运转离不开的工薪阶层和流动人口能够留得住，并为城市居民和企业提供服务。如果不为这些群体提供住房、教育等必要的公共服务支持，就难以为高效的城市运转提供充分的支撑，并可能让身居其中的人们徒增成本和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本不会均等地分摊到每个人和每家企业的头上，而是会进一步拉大差距，并放大马太效应。比如，对清理“拆墙打洞”和批发市场反应最快也最不满的群体，是居住在中心城区的中老年人群和弱势群体。他们为了买菜、吃饭、理发等日常生活需要，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走更多的路。
不过，这些行动也导致意料之中和意想不到的双重影响，特别是增加了居民和企业的各种成本，使城市的宜居性和营商环境都受到影响。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府计划还将进一步推进城市整治行动。笔者以为，在做好“天际线”之余，也应考虑“地平线”的问题。
其次，在城市规划方面应考虑符合宜居特征的卫星镇布局，并优化商圈和生活区的配套设计。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前互联网时代遗留下来的城市规划显得过时和格格不入。
对群租房、批发市场和街巷小店的清理整顿，令北京市的街头巷尾焕然一新，但也导致房租上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物流、餐饮、快递等业务首当其冲，从业人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房租，而企业也面临招工用工难题。此外，印染、水处理、家具加工等业务都须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委托代理，无形中使得物流和交易成本递增。
首先，政府在开展此类大型城市更新计划前，应做好充分的论证，并切实听取民意。无论是对被整治的对象，还是对因为整治而生活不便的居民和难以适应的企业，都应提供必要的缓冲期和调整期，使其能够理解、支持并积极参与其中。
整治运动也让政企合谋的现象再次浮现，政府有了生杀予夺之权，而企业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滋生新的腐败问题。与实力雄厚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可能会因为这些政策而游离于生存线，甚至会关停倒闭。这可能会让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尽管金融大鳄和资本巨擘仍然可以游刃有余，但会发现无机可投。
整治运动也让企业付出了代价，并会影响整个营商生态环境。一些在清理范围之内的企业不得不几易其家，否则就难以在北京继续存在。上下游企业的搬迁，也会导致产业链的断裂，并产生全行业和跨行业的连锁反应。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自去年底以来，北京市在积极整治城市容貌，无论是破解“拆墙打洞”，还是为了“亮出天际线”而拆除违规牌匾标识，都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整洁和有序。同时，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行动计划，也推动了一大批不符合环保要求和功能定位的企业搬迁，使城市蓝天复现、秩序井然。
“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这些成本毫无疑问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或明或暗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即城市居民和企业的头上。尽管居民和企业可以从市场上选择，但是许多都是刚需品，且政策导致市场竞争程度减弱，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不大，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接受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