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压力下，默克尔最终决定支持马克龙，并与他一同发表欧盟2050年碳中和的联合声明。如果德国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情况更相似，德国和法国在此议题上的分歧，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解决。

（作者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黄背心最初的抗议并非没有根据。根据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的分析，在马克龙推出的2019年预算中，收入最低的20%的大多数人的处境会更糟，而收入最高的1%的人则可能会受益最多。一部分原因是燃油税的性质是递减的。

绿能政策 全民运动

能源联盟的挑战

虽然欧盟领袖，尤其是西欧国家如法德荷等发达经济体，甚至近年俨然有东欧领袖之势的波兰，都认可欧盟需要一个能源联盟去顾全能源供应独立，以及可持续性两大战略方针，但由于各成员国发展速度不一，以及来自俄罗斯和海外廉价化石能源等因素，欧盟能源联盟的发展仍然迟缓。

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俄罗斯进口化石能源，它们常有出于政治动机的能源中断风险。许多东欧国家仍依靠20世纪时建造的管道，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或石油，部分原因正是建立从西欧进口的新管道非常昂贵。而既然经济资源有限，这些国家较不希望投入大笔资本在较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上。因此，东欧每每需要在绿色转型和能源独立之间做选择。

由于对燃料的需求与财富的增长不成正比，因此工人阶层，尤其是那些居住在郊区的通勤族，比富人受到燃油税的影响更大。如果以每人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工人阶层的燃油税收将比其他阶层更大。马克龙最终在民众强烈不满下取消了燃油税，抗议活动也开始了关于税收和生态转型的国家辩论。

在欧盟能源辩论显现出了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分歧，但最大的差异仍在经济环境而不是自然资源。德国在以往欧盟能源议题中较保守，最初也与波兰一起抵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减碳计划。但实际上，德国在2015年拥有超过4000项CCMT发明，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多的，也是欧洲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专利比率最高的国家。

环境政策的弱点甚至可能助长全国民粹主义政党，引导强大反建制情绪，最终不但可使欧盟往2050年脱碳的目标脱轨，严重者甚至会让民粹主义瘫痪政府和其他欧盟成员合作的能力。为了避免民众抗议，环境政策终须与正确的社会政策结合，才能确保在战略目标达成之余，也能够最大限度减低对于公民的生活水平的影响。

欧洲在2005年至2011年间，是高价值减缓气候变化技术（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y，简称CCMT）的专利生产最高的区域，但这些专利都集中在西欧国家。对于已开发的欧洲国家来说，可再生技术除了除有环境效益、是能源独立的新道路外，更是可外销的一大商机。

不但东西欧的发展差距让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就算在相当发达的西欧国家，比如法国，也不容易在改革经济体系的成本与代价之间取得平衡。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领导者，但为了防止该计划成为纸上谈兵，欧盟必须更团结，且必须更积极让公民参与气候变迁的议题。

即使欧盟在两大工业国引导下，已经制定2050年的碳中和计划，并非所有成员国都适合使用同样手段去进行一样的能源转型。毫无疑问，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找到“能源独立”和“绿能转型”的平衡，将会是东西欧团结，共同向环保计划前进的一大挑战。

虽然东西欧的经济环境不同，两方都须面对绿能政策对民众的经济影响，让绿能政策不使国家分裂。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东欧国家的人民可支配收入较低，任何会提高能源价格或运输成本的环境政策，就会因此面临国内阻力。但是，如果能源转型的负担会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其实西欧国家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能源联盟的使命其实突出了西欧和东欧之间的差异，后者倾向于用传统的化石燃料来确保能源稳定度。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保加利亚、捷克、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等有最多煤炭业劳工。尽管在当前的能源过渡计划中，并非所有这些工作都处于被淘汰的危险之中，但在煤炭产业工会的压力下，过往来说，东欧国家和德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的排斥性比西欧国家更高。

为了达成2050年的脱碳目标，当前政策须进行修改，但是这些修改必须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才能降低弱势群体的附带损害。以法国为例，就算法国有许多民众是支持环境改革，在最初的抗议活动之后，法国的黄背心与反建制政党混杂在一起，且无期限抗议以外，后来的抗议还渐渐偏离原初的税改问题，强烈的反建制情绪甚至可能使欧盟能源转型计划更困难。

由此可见，欧盟的领袖也认同气候变迁的影响和严重性，然而，如何共同合作制定减碳方针却是一大难题。欧盟政策制定是必要的，但每每无法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获得泛欧（Pan-Euro）的认可性，这早已是老生常谈，在环保经济政策上也不例外。虽然建立战略上独立于外来入口，而且具可持续性的泛欧能源联盟（Energy Union），是欧盟近年的政策主要目标，但因为欧盟成员国各自的经济构成差异，以及发展程度上的上下不一，而进行得相当缓慢。

无论是在达沃斯还是在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领导人都日益强调气候变化是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响应瑞典气候活动小将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呼吁，尽管拥有庞大重工业的德国此前曾反对，总理默克尔却也在2019年10月公开支持法国到2050年欧盟零碳排放的计划。

能源转型需要所有成员一起合作解决整个欧盟的问题。为了使能源转型在整个欧洲成功，国家之间须更进一步整合，在现有的欧盟框架内让先进国帮助开发中国家，令欧洲的经济分歧不严重恶化。欧洲领导须与公民一同讨论如何制定完整的能源转型政策，在不失去“社会正义”的情况下，达到“环境正义”。

另外，尽管不是新兴欧洲的一部分，德国也是俄罗斯能源最大进口国之一。2018年，德国通过管道从俄罗斯进口了约553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是法国的两倍多，也是欧盟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国家。若以能源独立为优先考量的话，无怪乎东欧和德国宁愿先保持国内煤炭业可持续生产，并在欧盟国家之间建立更多输油管和气管，让能源进口源更多样化，以期长远不再成为欧盟与俄罗斯政治对立下的羔羊。

相比之下，西欧国家、挪威和瑞典通常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对绿色能源转型抱有更积极的看法，认为绿色能源是提升欧盟“能源独立”的方法。他们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而且他们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更高，在劳工市场整体的角度来看更适合发明、改善、安装、维护和运营可再生能源技术。这在可再生能源相关专利的趋势中显而易见。

根据比利时的欧洲独立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政策简报，自1999年以来，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有所减少，但运输除外，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20%。针对这个问题，马克龙在法国的2019年预算法案中提出了燃油税。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黄背心”的强烈抗议，最终迫使政府在2018年12月取消了燃油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