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从“白人至上主义”看这个事件，因为“有色人种”在反穆斯林方面丝毫不比“白人”差。这在此次事件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基督城”市民在事发地附件献花，新西兰国会、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降半旗致哀，埃菲尔铁塔熄灯，新西兰受害者支持协会为受害者募捐，居民涌向医院为伤者献血。新西兰女子莉莲说：“我想给身边的穆斯林朋友们提供帮助。如果你感到不安，而不敢出门购物，我愿意陪你一起。如果你和你的家人不敢出门乘坐公交，我愿意给你们搭便车。”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媒体在反思，学者在批判。在这个令人悲痛的事件中，“西方”的这一切竟让作为一名中国穆斯林的我感动。
这种对穆斯林偏见的改变并不容易，它是在经历了这样血腥的事件后，经一位女领导人的口说出。这种对“恐怖主义”的新表述，在如此恐怖的事件面前，突破话语霸权对此的束缚，已获得全球广泛认同。这种形势的微妙改变出人意料，是以往争夺话语权、理论论战不能完成的任务。从此以后，反穆分子再把它限定在穆斯林身上已不可能。虽然中国官媒以及中国国内的汉语媒体，两天来仍然抗拒对凶手的“恐怖分子”用法，但显然他们只会让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最终无法言说。
至于胡先生在另一篇微博中所说：“新西兰发生白人在清真寺里对穆斯林实施恐怖袭击，这是非常大的事。它肯定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愤怒，大概没人敢排除伊斯兰极端组织开展致命报复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西方极端势力与伊斯兰世界极端势力的链式相互清算，那将是一场噩梦。”笔者不得不说，这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汉语世界的典型思维模式。笔者前面说过，不会单纯从“白人至上主义”看这件事；此外笔者也受够了“文明的冲突”和“身份的暴力”。为什么塔兰特对穆斯林进行“无差别”屠杀后，穆斯林就一定要对“白人”进行报复？而不是就事论事，依法行事，只追究凶手的责任？胡先生的思维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种族主义和身份暴力——满眼都是斗争。在中国社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依然是专属穆斯林群体的。这在中国社会构成一种令人忧心的局面。随着新西兰惨案的发生以及国际社会对穆斯林问题不断取得共识，中国社会这种局面必将被打破。
（作者是中国山东伊斯兰教阿訇、历史学者）
当然，还有《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评论。因为凶手塔兰特在“宣言”中说“与自己理想的政治和社会价值最符合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Nation with the closest political and social values to my own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胡先生就发微博称：“这名白人男子对中国有‘反穆斯林’的印象反映出，西方舆论长期妖魔化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恶毒抹黑中国新疆治理已经对西方社会产生严重误导。”笔者以为，这起惨案应该引起中国反思，而不是在此时搞这种无意义的外宣争论。
这是一种现实（恐怖事件）对另一种现实（穆斯林生存困境、伊斯兰恐惧症）的打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就像当年“九一一事件”把穆斯林带入了这段历史一样。当“恐怖主义”概念在汉语语境中被扩展到穆斯林群体以外时，它将解构中国社会原有的观念形态。杀人放火、给幼儿打毒疫苗、喂毒奶粉、给学生吃有毒食物，甚至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从“恐怖主义”衍生的“极端主义”，也无法再专属于伊斯兰和穆斯林——任何人都可以有“极端”倾向。这种中国社会特色观念的解构，意义重大，因为未来在中国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将不能再限定于穆斯林群体。除非依法治国，若以身份论罪，有汉民杀人放火就要对汉族“去极端化”，有佛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佛教“去极端化”，有基督教徒杀人放火就要对基督教“去极端化”。党派也是如此，哪个党派的党员杀人放火，也要对这个党派“去极端化”。
而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官媒将其表述为“严重枪击事件”。没有谴责，不见反思，倒是见反穆分子在庆祝。习五一、梅新育等不断通过其自媒体来解释“基督城”暴行的合理性。跟贴文的反穆分子还要在恐怖分子那把AK47上写上左宗棠、王震的名字。他们说：“向英雄致敬，真不愧是十字军，轻易做到了我们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木畜是文明社会的毒瘤”“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英雄啊？”“反绿已成共识”。还有汉语媒体的评论说：“看到新闻第一时间想谴责，结果搜索竟然屠的是清真寺！！！！我×，点一万个赞……”这就是中国社会汉语世界的反应——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