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更没有理由去打一场与伊朗的战争。所谓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现在已不切实际。冠状病毒问题，像是催化剂，促其“从文明冲突回到冷战”（笔者在2019年10月4日在《联合早报》文章标题），加剧美中对抗。

该法案是华盛顿方面数年政治运作的结果。2019年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19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7赞成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压倒性通过比参议院力度更强的法案版本。这说明美国政界、两党对该法案有着高度共识。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说，侵犯穆斯林人权，“是对全世界良知的侮辱”，而且“美国正在注视，我们不会保持沉默”。

由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处可知，特朗普对该穆斯林人权问题的立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甚至有过让人瞠目结舌的反人权言论。相比起穆斯林人权，他更关心中美贸易问题，以及自己在今年的大选。可这让整件事看上去更有意义了。因为这说明，该法律的制定并不是美国总统一人的意愿，而体现的是整个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在穆斯林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恐怖主义”概念，自新西兰屠杀穆斯林事件发生后，已扩延至“白人基督徒”（见作者2019年3月18日在《联合早报》的文章）。近期美国的反种族主义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又认定极左翼激进势力（ANTIFA）为恐怖组织。“反恐”的政治语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

美国发觉，它维持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大难题，并不在穆斯林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专制政权不仅不会对它构成挑战，反而是帮助它解决问题的盟友。反美的卡伊达组织，因奥萨马·本·拉登的死，已是昨日黄花。新兴的一些武装组织和政治势力，也都不堪一击，中东维持现状即可。而在欧洲，它成功推动的一体化地区建设，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安全框架，现在看上去还稳如磐石。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日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使一项与穆斯林有关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这是我们所知的、当今世界唯一一部专门为他国穆斯林少数族裔人权而制定的法律。

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政府，也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制定过这样的法律；而美国，又有着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一个有着基督教文明背景的国家，专门为穆斯林的人权制定一部法律，这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塞缪尔·亨廷顿在美苏冷战结束后，其作为历史结论的“文明冲突”的世界里，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作者是中国伊斯兰教阿訇、历史学者）

中国外交部、人大、政协以及新疆自治区政府，在反对该法案时，强调自己是一种“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说明还停留在“九一一”和“反恐战争”时代里，尚未能认清新形势，以及适应新环境。

最不稳定的是亚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崛起，中国资本对亚洲各国影响日益增大，动摇了美国与日韩和南亚等国的双边同盟战略防线，构成了美国及其所维持的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美国不得不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撤出，将军队和资本用来推动由美国前防长帕内塔在2012年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此时巴勒斯坦问题犹在，“反恐战争”余音未了。也如马海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美在穆斯林世界的阿喀琉斯之踵》标题所示的，这是美国的“弱点”。西方的军队和资本还充斥在穆斯林世界，这似乎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看上去两种不同宗教的纠缠，仍是“重建世界秩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这种形而上的历史学政治学方法论，对文明“冲突”的想象，已在现实问题面前站不住脚了。

这次白宫为穆斯林人权签署法案，是正式推翻“文明冲突”，全面走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回到冷战思维的“世界秩序的重建”。

“恐怖主义”已不再是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各国处理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近年来有关穆斯林的政策，正在抵消它70年来在亚非穆斯林世界所积累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而美国正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