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全球被冠病疫情深深困扰，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的消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传媒对恐怖袭击的报道有所减少，恐怖主义威胁似乎也受到冠病疫情的压制。事实不然，如果仔细审视过去一年的局势可以发现，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在转变策略，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也呈多点化、分散化和地方化的趋势。

印尼的亲伊国组织分子活动有所减少，但仍有零星恐袭，例如11月27日中苏拉威西省四名基督教徒遭极端分子斩首和割喉。

曾在中东参与圣战的极端分子回返原来的居住地，给许多国家带来安全威胁。其中，东南亚有不少这样的归国极端分子。此外，伊国组织并没有放弃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的主张，加上本区域国家面对冠病疫情的威胁，保安力量和政治资源摊薄，让本区域的伊国组织支持者抱有希望。伊国组织就通过每周新闻简讯，呼吁支持者利用各国政府被疫情搞得焦头烂额的机会发动袭击。

虽然疫情严峻，但菲律宾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据菲军方情报统计，2020年3月以来，该国共发生了约700起致命袭击。菲警方在冠病疫情高发的4月18日至6月12日期间，记录了超过588起涉及伊国组织的活动。其中，规模比较大的袭击发生在4月17日，40名极端武装分子在霍洛岛伏击军队，导致12名军人遇害，是2019年1月当地天主教堂恐袭以来死伤最严重的袭击。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由此可见，冠病疫情看似压制了恐怖主义活动，实则暗流更多，防恐当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各国的反恐努力不能松懈。

虽然不能通过正规渠道出国，但在东南亚，许多水域是国家边防鞭长莫及的地带，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苏禄海和西里伯斯海，不法分子可以通过快艇，在边防人员眼皮底下越境。他们也可能是从中东伊斯兰国组织回返的圣战分子，早已入境藏匿当地，伺机而动。

印尼的激进宗教势力也持续壮大，而且政治人物似乎向它们靠拢。去年11月，印尼强硬派回教领袖里齐克结束三年自我流放回到雅加达，接机者万人空巷；雅加达特区首长阿尼斯在他回国第二天就前去拜会。里齐克所领导的伊斯兰捍卫者阵线有近30名领袖和成员，因涉及恐怖主义而被提控。印尼当局去年12月下令封禁该组织，但这些激进分子并不担心，因为他们可以转入地下，或者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印尼的激进宗教势力和政治结合，是让人担心的发展趋势。

冠病疫情也给了极端组织新的叙事空间，例如出现了病毒是上天对异教徒的惩罚、审判日即将到来等说法；也有阴谋论者宣称，某些族群或宗教信徒故意传播冠病，以煽动宗教恐惧症和捞取政治资本。这些叙事和阴谋论大有市场，不法分子可用来散播仇恨种子。

印尼当局近年来积极防恐，但恐怖主义苗头依然不断。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去年8月28日的一篇评论指出，印尼的伊国组织支持者利用宗教寄宿学校作为幌子，培养下一代的激进分子。这些学校的学生包括圣战分子的下一代、所在地方的居民等，学校向学生灌输激进思想，播下仇恨的种子。这些学校处在法律灰色地带，因为在技术上主办者并没有涉及恐怖活动。

在冠病疫情期间，各国实行封城锁国的病毒阻断政策，国际和国内的人员流动面对诸多限制，基本上阻止了恐怖分子的跨国活动。当然，即使不见面，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互通有无。人们在家的时间长了，无形中也更频密接触各种网上信息，而网络一直是极端思想散播到世界各地的主要管道。

中东的伊国组织和卡伊达组织几近销声匿迹，但从近期欧洲和东南亚的恐袭可以发现，伊国组织的影响力犹存。自2014年以来，这个恐怖组织就不断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以唾手可得的工具展开袭击，例如以石头砸人、用刀杀人、开车撞人、把人从高处抛下或用手掐人等。这类独狼式袭击过去几年从不间断，去年底发生在法国的两起斩首事件，和在奥地利的枪击事件，就是最新的例子。

去年8月24日发生在菲南苏禄省霍洛岛的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其中一名袭击者是印尼公民，是一名菲籍自杀式袭击者的遗孀。她可能在当地居住已有一段时间，这也显示印尼和菲南之间的人员流动极不容易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