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作为由伊斯兰学校师生创立的政治军事组织，使它有着浓厚的宗教性。它所秉持的伊斯兰主义观念，要重申传统价值观，这更使它站在了现代社会或西方进步观的反面。

我们看到，奎达舒拉委员会在塔利班控制区设立的法庭，比喀布尔的官方法院更公正、更廉洁，并赢得了群众的尊重。这正是伯尔曼（Harold J. Berman）所说的：“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将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赖以获得尊敬的神圣性给予法律。”

塔利班重回阿富汗权力之巅。

任何政治共同体一旦将真主对人类的社会规范（沙里亚）拿来使用，就不再是沙里亚，而成为国家法律。伊斯兰主义者必须清楚，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是不同的，而且伊斯兰主义的政治表达，这种对伊斯兰与国家关系的解释，是近代才有的一种新思想。

塔利班的伊斯兰背景，应促使它建立更尊重人权的国家法律。侵犯人权的一些做法，绝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所声称的是在穆斯林社会清除西方文化的污染。人权，本就是伊斯兰价值的一部分。它应废除石刑，采用一些较人道的方法，尊重并保障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权利。

这座小镇是莎士比亚的故乡，当时莎翁还在世。这是清教徒所行使的一种道德控制，到1777年时伯明翰市还拒绝发放剧院修建许可证。不只是剧院，清教徒还对艺术表达和裸体图像进行控制，这与此次塔利班士兵拿下喀布尔后，涂黑美容院广告上的女性图像也是一样的。

18世纪美国马萨诸塞殖民地首席法官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在其著作《殖民地和马萨诸塞海湾地区的历史》中说，殖民地在政治和法律的形式上，皆采用“最合于神圣的《圣经》模式”，这与塔利班所说的以“沙里亚”（Shariah）治国也是相似的。

塔利班的奎达舒拉（协商，Quetta Shura）委员会，以及现在由巴拉达尔负责的政治委员会，让人想到在加尔文宗神权统治下的英国圣公会或威斯敏斯特会议。阿富汗有塔利班的残酷行刑，英格兰历史上则有清教暴政。这些政治表现形式，均是由他们的宗教观念触发的。

关于现代社会的起源，以韦伯（Max Weber）、米勒（Perry Miller）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观点，是将其解释为源自宗教精神——灵魂救赎的不确定性，造成清教徒一种忧郁的精神状态，为实现救赎而走向禁欲主义。

清教徒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自由制度，是因为宗教都存在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关切。伊斯兰也不例外，奎达舒拉委员会这种形式，即源自伊斯兰古典时期先知穆罕默德和其弟子们为处理政治事务所建立的协商会议制度。它是一种贝都因部落自然民主传统，理论上是可以发展出代议制政府的。

作者是中国山东伊斯兰教阿訇历史学者

现代社会，是一个超自然者隐退的世俗世界，宗教已从前现代人类社会的神坛跌落下来，成为一种代表落后文化和价值观的存在。人们极少在政治上正面看待宗教因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因反恐战争和伊斯兰威胁论的流行，对宗教的看法就更为负面。

这个代表落后价值观的政治军事组织，取得了现代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代表进步观的世俗主义政权。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因素，可历史上许多战争的结果，也都是由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促成的。武器装备、经济基础和科技水平，都不足以使它在近代以来的任何一场与强国的战争中胜出。它的胜利是士兵们的宗教信念对自然状态的克服，使他们产生一种对战争的适应性。

西方媒体在这次战争结尾的叙述上，表现出对塔利班极度的轻蔑。这使得这场战争不像是他们军事上的失败，而像是救世主在放弃对罪民的救赎，要甩手而去了。其实塔利班这种形式，西方人并不陌生。它限制音乐和电视娱乐节目的做法，同18世纪清教化的英国社会的政府官员关闭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剧院，性质是一样的。

塔利班身上也有一点清教式禁欲主义。

当塔利班说他们要在执政中使用沙里亚法时，这只是具有宗教精神的国家法律，其中的一些内容，譬如对女性着装的要求、对女性受教育和参与社会事物的态度，是来自普什图族的习俗。这揭示了塔利班在意识形态上所受的德奥班迪学派（Deobandi）的影响，该派在法学上主张“泰格里德”，即仿效习俗和传统。塔利班的石刑死刑方法，也是一种对习俗的仿效。

禁欲主义培育出自我责任感，使其建立起一种职业伦理，这种伦理产生的经济理性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正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驱动力。经济理性主义使清教徒发展出各种自由制度，最终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米勒则说，清教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和文化。

这种西方的清教主义和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能否成为一股造福人类的政治力量呢？

塔利班对女性着装的要求，这种专制的道德控制，让人想起德克斯特在《近三百年来的教派自治主义》中所讲的一件事：在当时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清教徒为了抗议女士穿戴时尚的衣帽，引发了一场长达10年的骚乱，因为任何以满足人的欲望和虚荣心为目的的形象表达，都是对新教增进上帝荣耀教义的背离。不只是要求妇女放弃时尚的穿戴，尘世的整个系统都要服务于增进上帝的荣耀。

就如清教徒摆脱在历史上的糟粕，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那样，塔利班也应丢掉其糟粕，以伊斯兰伦理造福阿富汗，给穆斯林社会提供一个新的国家范式。塔利班不断对人权和自由作出承诺，它应履行这些承诺，否则它就没有未来，它的统治也将迟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