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英先生拒绝了“南洋华文文学奖”。这个奖项是新加坡孔子学院要颁给他的，奖金金额高达三万新元。对于需要治疗费用而经济状况一点儿也不宽裕的英培安夫妇来说，这是笔大钱。但英先生却拒绝了这笔钱，因为他觉得这笔钱是中国老百姓的钱，政府不应该为了自我宣传而向外随意挥洒。
无论他这个理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否可理解，但清寒的他不为钱财所动，坚持自我理念的独立、刚正，令我更加敬佩他。的确，很多新加坡人包括中国人都理解不了他的拒绝，但我作为他们夫妇多年来的小友，却完全能够理解。这就是一贯的英培安——无论何时，无论处于何种窘迫的境地，他的是非观糅不得沙子。他不赞成这做法，他就不要这笔钱。他并非不爱名与利，但名利与心目中的道义原则，他永远会选择后者。
先生在患癌期间仍完成了长篇著作《画室》，更不必提在某一时期纠缠他的一桩非常恼人的官司。这次见他们，明珠无什么变化，先生更消瘦，身体明显不如以前硬朗。我和朋友青松去他们住的组屋楼下和他们碰面。英先生拄着雨伞当拐杖，说现在走路需要一点儿外物支撑。但没有变化、毫不倦怠的是他对文学的热爱。在我们去餐馆的路上、在小餐馆里，英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兴致盎然地谈小说、诗歌。他说他正在构思另一个长篇小说，还想写些诗。英先生是我见过的极少的纯然、真诚地爱着文学的人，这种爱不是用文学之名钓名沽誉之徒所能装出来的，更不是利用文学自我美化、附庸风雅的人所能理解的。这是一种痴迷、沉溺，其中绝不乏牺牲精神。而反过来，这种爱又给了他超强的意志，这意志击退了癌症对人的身体、精神的可怕侵蚀。对英培安来说，他必须写出他要写的小说，这个渴念支撑着他，所以他没有时间自伤自怜、自我消磨。
那晚，英先生带我们去一家吃白米粉的小店。小店在一栋组屋楼下，东西非常地道好吃，而且价格公道。回想以往我常去草根的时候，店里总是聚着两三个文学青年，有写诗的，有爱看书的，大家在店里直聊到7点书店关门。然后英先生就带我们去附近吃饭，找的也是这样的地方，食物和环境都充满浓浓的老南洋风味。那时书店生意冷淡，但先生总是请我们。2013年我也曾回新加坡一趟，那时英先生和太太带我去克拉码头一带的一家小馆，在那种临街的老式三层屋里。我以为这样的地方食物会很贵，结果却好吃而便宜。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新加坡的地名仍喜欢沿用过去的称呼，他和明珠说带我去“大坡”吃饭，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大坡过去是指新加坡河南边包括牛车水一带的地方。
今年2月，我终于回到阔别五年的新加坡，虽然只是短短几天的时间，于我这几年来对这地方、这里的老朋友的怀念毕竟有些许慰藉。短暂的行程里，我有幸又见到了英培安先生和他的太太明珠。听说“草根书室”几年前已经转给他人经营，回想到多年前我周末常去书店与先生畅谈文学的时光，不禁感概万千。那时候，我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而先生还未遭遇病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