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争越演越烈之时，远在香港的郭沫若也加入战局。他应香港编辑司马文森的邀请，发表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看法。他直言个人对马华文艺的认同，并说：“我是赞成‘马华化’的，意指赞成马来亚的华侨青年创造‘土生文艺’。”郭沫若继续指出“马华化”是“绝对正确的路线”，并说明从事实层面而言，“马来亚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成为了另一个国家的主人。”
1948年，星华文艺协会再度召开“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试图为论争做总结并发表报告。然而，报告的立场却也模棱两可，提出独特性除了有助马来亚应该肯定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重要之外，也有袒护侨民作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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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天后，在与夏衍的沟通后，郭沫若又写了一篇文章《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此时的立场有所摆动，提到马华作家要求矫正“侨民文学的倾向”是一种“偏向”，并引述一些例子，如“反殖民地政策”“南京选举丑剧”“殖民地反动政策下的痛苦人民”或是“北京人民大翻身”，强调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新马的政治社会事件都应有所关怀，都应该有所“表现”。
同年夏衍写了一篇《“马华文艺”诗论》，但此时论争已经大致到了尾声。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侨民作家如夏衍、胡愈之等都回中国，这场在新马华文文坛引起动荡的文艺论争也便随之结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在周容与沙平的相互对抗后越演越烈。铁戈也加入论争，强调“马华社会不是等于中国的或其他的社会”。因此，马华文艺无论在内容或者形式都大有进展。虽然“独特性”阵营有周荣、赵戎、苗秀等大力推展，但“侨民文艺”这里除了沙平，也有李玄和洪丝丝、汪金丁等人助阵。其中，汪金丁的《开窗子，透空气》与沙平的想法近似，认为如果是以现实主义为基准的写作，“就不能在内容上划出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