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亦是压迫着姐弟的帮凶。父权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分离领域，将女人困在私有空间，承担起灌输与维持传统性别观念的任务。母亲处处控制着姐弟，为的是塑造出好女儿好儿子。这一形象标示着内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女性，显示她们只能固守在被动与劣势的牺牲位置。最终，母亲选择在封闭居家空间逝去，强化了终身自囚于体制内的女性卑微形象。
父亲仿佛以可见的鬼魂形态在屋里萦绕着，却始终无法离开这空间。铁窗分明地阻隔了屋子内外的空间，由内向外看，可见草坪边木栏上陈列着的风车，风车上所标示着的新加坡性别斗争史却始终模糊。如果传统性别观念的灌输是为了确保核心家庭的传承，那《花》中挖空家庭成员后崩坏的核心家庭，是最有效的驳斥，但这是否也暗示了几番性别斗争后，以父权为地基的“家”仍牢不可破呢？
《花》最激进且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将父亲再现为恶魔般的压迫者，而是将最被歌颂的父亲经验刻画为被压迫的中心，反抗了屹立不摇的男女对立结构。散落各处的物件透露着父亲的兴趣与患病的身躯，看着独自收拾着妻子遗物或是喝着茶的父亲，观众“监视”着的是被“禁锢”于家中的孤独的老人。这揭露一个残酷事实——父亲认为那个能保护自己的私有空间，其实正是剥削着他的恐怖中心。
《花》（Flowers）是戏剧盒所呈献的体验式装置艺术（experiential installation）。观众带着剧团所提供的磁带随身听，以透明入侵者身份，在屋子里探索，挖掘巩固父权体制的传统性别概念所带来的层层压迫。
门后空荡的客厅揭开序幕，通过“我”的声音填补，控诉着父亲对家人的压迫。“我”作为姐姐通过磁带随身听向作为弟弟的“你”自白与忏悔。在姐姐巨细靡遗的述说中，母亲、姐姐与弟弟对父亲的恐惧及所受的虐待，仿佛历历在目，并成为故事中心。于是，如同展开一场招魂仪式似的，家人通过家中物件“还魂”，让闯入仅剩父亲独守的空间的观众，在当下与过去之间不停摆荡。
核心家庭是父权体制最有效深入私人生活，管理个人最隐而不见的规训方式。以传承与延续之名，父亲要求儿子拥有强悍的男性气概，成为“真正的男人”，母亲则教导姐姐各种家务，希望她拥有女性特质。两人只能将不符合各自性别形象的物件藏起来，如姐姐热爱的摇滚乐，弟弟折的纸花。这种行为溢出父权社会对男女的既定形象与界线，是两人寻找逃逸路线的暗示。后来，两人通过逃离家庭逾越压迫，重夺自我定义的主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