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片不仅力求突破外在传统模式，更具有颠覆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挑战。法国导演勒孔特的威尼斯影展获奖影片《火车上的男人》（The Man on the Train），安分守己的市民与抢劫犯三天相处，突然对自己平庸人生反省懊恼，人生快到尽头，埋在心底角落的愿望虽然幼稚卑微，却也未能实现一二，这才是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不可言说的悲伤。
我在朋友圈分享观片心得，朋友共鸣道，在黑暗与孤独中享受美，聆听高人对人生的感悟，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仍记得《甜蜜生活》（The Sweet Life）多年前带来的冲击力，今日才发现此时此刻的处境回应了这部电影的寓言性。
2020年1月31日那天，我在家里打开久置不用的DVD机，一口气看完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的两部电影《侯爵夫人》（The Marquise of O）和《男神女神的约会》（Romance of Astrea and Celadon），侯麦再一次深深吸引我。我便是从这天开始看起老电影。
如今更能体会他的《卡比利亚之夜》（Nights of Cabiria“真实”的力量。费里尼夫人玛西娜是灵魂演员，她扮演的妓女因真切而动人。在成名男演员家那场戏，喜感十足又苦涩，被美国电影《漂亮女人》（Pretty Woman）发展成一整部电影。而《漂亮女人》给妓女美满结局，却格调陡降成了标准商业片。
欧洲文艺片挑战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梅尔维尔1961的黑白片《神甫莱昂莫汉》（Leon Morin, Priest）里，无神论女主和神父之间关于精神出路的冗长讨论，在如此特殊的时候我才会去专注倾听，女主的痛苦不也是我们的困惑？——我拼命奔跑，却一路碰壁，我继续猛冲却跌了下去，再也不知自己在哪。我输了，却没有对手。
这些老电影，是时光淘汰后留下的经典，在内心充满危机感的疫情期间给予我无法替代的精神慰藉。而对于我的小说写作，是一次超量营养补给。
他的《绿光》（The Green Light），1986年的威尼斯金狮奖，以日记体纪录夏天的假期，女主角无趣沮丧却真实，期待着爱情却已经预知是虚妄的每一天。侯麦描述人生“小时刻”总是意味深长， 那时候武汉疫情严重，我们在上海也开始禁足，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在难挨的日子，找到治愈方式了。”
在集中地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之后，深感他们的电影和文学具有本质上的接近，“写实性”也划分了严肃文学和类型小说的界线，类型小说不承载“真实”的力量。“真实”是超越时代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师们的电影依然如此鲜活。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之前，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便开创性地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的形式。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城市》（Rome, Open City）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开山之作，我重温了他的一系列纪录风格的电影，包括《欧洲1951》（Europe '51），描述战后的精神危机，自我救赎之路；《不安》（Fear）是罗西里尼和褒曼的诀别之作，可看作罗西里尼现代性的纪录片方式，片中不断出现夫妇同坐一辆车，失衡的车速，没有变化的乡村景色，褒曼瞬间变换的神情。
欧洲的文艺片，不以情节取胜，动作性低，杜绝类型片的套路，人物充满内省和自我冲突。导演们不取悦观众，沉浸在自己的人生观里，却没有一句说教。
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电影曾在几年前看过大银幕，禁足期间重温，感受影片中更终极的哲学意义上的对美的追求。尤其是《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其背景更与今日交集，音乐家来到瘟疫流行的威尼斯，那里气氛灰暗，死神似在近旁，音乐家要离去时却在旅馆遇到美少年……
贝特朗·布里叶《掏出你的手帕》（Get Out Your Handkerchiefs），惊世骇俗得不动声色，有人形容“静静的凶猛”。前卫性不在形式是在人物关系里。
是的，家里有好几千张碟片，大部分是被称为“闷片”的文艺片。法国新浪潮除了最有名的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里维特，其他导演的“闷片”也很开眼界。
《狮子星座》（The Sign of Leo）是侯麦首部剧情长片——音乐家在巴黎戏剧性沦落，侯麦展示老巴黎的街景和气息很迷人，潦倒男主角和时髦都市之间咫尺天涯的感觉很文学，侯麦自己评价，“没有哪部电影不存在文学上的意义。”
我也把费里尼的全部电影重新温习，长片《八部半》（Eight and a Half），男主疲惫、厌倦，玩世不恭，费里尼人物的内在纠葛具有超越时代的先锋特质。
（作者是中国作家）
莫里斯·皮亚拉的《情人奴奴》（Loulou），描述了自由的轻盈，肉身的沉重，盲目的生命力，情节指向模糊而产生了多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