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逼供间谍，就是听他被打昏后说的话，那一定是他的母语。
灾难，像一场炼狱，毁灭寻常生命，也竟然逼出了人性的真与善。电影《面纱》的结尾是这样的：七年之后，妻子带着儿子在伦敦街头遇到了旧日情人，儿子问她：“妈妈，他是谁？”“他谁也不是。”这个生父不详的儿子取了与细菌学家同样的名字。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贵，什么人值得爱，昔日浅薄的女人终于明白了。
灾难，文学的母题之一。灾难是把人的困境推向极致，在极端中呈现人类的根本性思考。
《波斯语课》中，假波斯语的第一次穿帮，是在一次德军野餐中，科赫突发灵感，问帮厨的吉尔斯：“树的波斯语是什么？”吉尔斯脱口而出：“拉扎。”一顿拳打脚踢：“面包也叫拉扎！你这个骗子！”吉尔斯坚持：“在波斯语里，面包就是和树同一个词。”也没错，——对于吉尔斯来说，树就是他精神的面包。
灾难，像一场炼狱，毁灭寻常生命，也竟然逼出了人性的真与善。
影片中有两个场景震撼人心。德国军官科赫用吉尔斯教会的假波斯语，说着自己的故事：母亲死亡，父亲残疾，饥饿贫穷，所以想当厨师。这是第一次，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用平等的语言交流，吉尔斯甚至占了上风。他处于发问的、“老师”的位置。科赫脸部僵硬的肌肉，第一次变得柔和。第二个场景是，吉尔斯从犹太犯人的名字中得到灵感，把他们的名字与科赫所要学的单词一一对应。工作、饥饿、明天，希望……如果说吉尔斯为保性命，每天胡诌数个波斯语单词，而此刻他由被动变为主动，指着卡片，逐个教读，声情并茂，煞有介事，老师的风范从来没有如这一刻“像真的一样。”
极端的处境里，温柔与残酷对抗着。只要不被毁灭，人类总有奇迹发生。
根据毛姆小说《面纱》改编的同名电影，拍的是天灾之中的人性。毛姆来过中国，他把霍乱发生的场景安排在20年代中国广西山野的“梅谭府”。英国中等家庭出身的漂亮女主人公，怕自己嫁不出去，匆匆答应了细菌学家的求婚。不久，夫妻俩来到了丈夫的工作地：香港。妻子很快与英国外交官有了外遇。电影增加了三处情节，而使原作更具力度。丈夫对妻子说：“要么你跟我一起到中国的瘟疫发生地工作。要么我明天以通奸罪跟你离婚。”妻子没有选择，只能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原来空虚无聊的这女人在异国的乡村为修道院做义工，教孤儿做游戏，目睹丈夫种种艰辛的工作后，完全变了一个人。丈夫最后因感染霍乱而死亡。电影增加了细菌学家为中国灾民找到干净水源的情节，其形象更为高大，妻子由不爱而爱的理由更充分。
电影《波斯语课》（Persian Lessons），又掀起了二战佳片高潮。比利时犹太人吉尔斯假装会波斯语逃过死亡一劫，劳工营头子、纳粹军官为开餐馆的梦想，每天学四个波斯语单词，这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故事，构筑了极大的悬念。
（作者是中国作家）
正是在完全陌生的语言中，科赫体现自然人的正常一面。吉尔斯对他而言，仿如一个人在钢筋水泥之中看到一棵自然的树，可以正常呼吸透气。最后科赫用假的波斯语创作了一首诗。我们不会发笑了。假的波斯语与真的波斯语，在此的意义是一样的。
语言到底是什么呢？它对人意味着什么？心灵中的这一震颤，超过了离奇故事的吸引。那一个个犹太名字对纳粹来说是一条条编码，而对吉尔斯来说，是一个个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