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入山来，邂逅逢旧好。／今日入山来，谁知伊去了！”

“蝴蝶桂花芒，我为君相思。／蝶死樱花残，我并应君离。”

“清晨的露珠，生命是短短的，／还是尽情地相爱吧，你我的爱也是短短的。”

说到翻译，郁达夫认为文学翻译要比文学创作更艰难，原因是创造的推敲还有个穷尽之时，可翻译的拿捏常常是改上十次二十次仍“不能说是最后的定稿”。因此当郁氏说《南洋恋歌集》里虽非“篇篇珠玑”、却也有“不少像我国古乐府似的名句”时，可以想见他对这本华译诗集是真心欣赏的。

此时郁达夫来到南洋约有一年光景，他曾这样写马来诗歌带给自己的感受：“每当清凉的晚上，你在海边月下，远听听那些哀切的歌声，就是不懂马来话的我们，也会做念天地之悠悠，独创然而泪下的感想。”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文化界译介当代世界文学一直是个大项；而有着相同文学养成轨迹的战前马华知识分子，也借着华报、华校等一直延续着这个译介的工作。因此可以说，在获取外国文学养分这一点上，殖民时期马来亚的英校生是无法与华校生相比的。

郁氏研究学者姚梦桐曾提到，郁达夫文学生涯的一个特点，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同时起步，这一点跟同代大多作家都不一样。也因为是这样吧，他对有译者有种特别的爱护，他主编的副刊里也会选刊更多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當代西方作家的新作，如海明威的《一个清洁光线充足的地方》、赛珍珠的《春景》等。

1939年年末，年轻马华作家温梓川的一部翻译诗集得以再版，他随即送了一本给当时在新加坡办报的作家郁达夫。这回再版，温氏与陈毓泰合作，收录了48首马来诗歌（Pantun）、数首暹罗情诗的华译本，集子也更名为《南洋恋歌选》。

看来这本华译诗集甚得郁氏喜爱，他在自己主编的《星洲日报·晨星》上撰文介绍，文中还摘录了几段译诗，让读者欣赏温陈两君的译笔：

在郁达夫看来，文学最具价值的精华，在于短小的抒情诗；而在抒情诗里，则以“谈情说爱的高热度的情诗，为最真切而有意义”。对他而言，集子里温氏收集、翻译的马来诗歌，正是这种“谈情说爱的高热度的情诗”。

“自己的青春期早就过去了，人到中年，自然之有些摇落之感，” 郁氏这样写道。“但一翻读这种情诗，却心如悬帆，也会得不自觉地饱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