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郁氏当年对马华四个课题的关注中，华语剧场就成了其中的第二题。
这回重读郁达夫的南洋随笔，留意到两篇谈华语话剧的文章，于是上网到图书馆的旧报资料库（NewspaperSG）里去看看：战前的马华剧场会是怎样的状态？当年郁氏为何要连写两文来谈论这个话题？
1939年11月下旬，新世界游艺场日光园戏院一连数天上演话剧《活地狱》，演出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本地华文报章上的负面评语挺多，主要集中在舞台设计、灯光设备上。这是一出“救亡剧”，说的是日军占领下华北农民的苦况，由成立不久的新加坡实验小剧场呈献。
过了几天，郁达夫在自己主编的《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发表了《杂谈两则》一文，也谈到自己观看这场演出的感想。不过跟其他人不同的是，郁达夫的文章是为这次演出叫好。在他看来，一来日光园的舞台“不是专为演话剧而设”（武汉合唱团曾在日光园演出），二来演出的剧团是新近成立的小剧团，既“没有大资本”，也“没有长历史”。这样的小剧团上演这样的剧目，演员们主角和配角都演得很好，他“已经是12分的满足……，只觉得瑜多于瑕。”
他说自己对华语剧场不忍“苛求”，也是因为推动马华剧场实在不易，原因主要在于观众“不易争取”。也许郁氏一直想着这个话题，不到一个月后他再次撰文《马华剧运的进展》，文中提出一个“吸引观众”的建议——以南洋的社会为背景，让现实生活里的题材入戏，这对本地观众来说可谓更有趣味，更容易理解。
郁达夫在这里说的，实际上是华语话剧的“本地化”课题。虽然战前华社不可避免地有强烈的侨民意识，话剧演出多是上演一些在中国创作的救亡剧目，马华剧场的“本地化”呼声在战前经已响起也是事实。而郁达夫的这声呼吁，得到了多少回应不得而知，虽然显得有点难找知音，却也凸显出其超前性来。
这两篇随笔读下来，直感到郁氏的温暖和实在，超越了个人感情之事，也超越了政治宣传之事。对一个成立不久的华语小剧团、一次尚显稚嫩的话剧演出，他给予了极多善意，还提出了吸引观众的方法。试想想，郁达夫这样的评语，对当时的马华剧场来说，会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