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毛泽东因一句“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遍查林逋和高士奇的诗集而不得，让田家英帮他找，田很快查出是高启《梅花九首》中的一首。毛主席手抄一遍，并在诗前写上“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下面，毛主席又画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高启传》作者牟复礼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创办者，著述不算丰，却是一代宗师。
和高启同期有一个叫魏观的苏州知府，他身边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文人和退休官员。朱元璋的特务统治自然马上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加上魏观把张士诚的宫殿旧址还原为府治，朱元璋于是很快便被说服这是反明的证据，立马下令逮捕魏观并将他处决。牟复礼在《高启：诗人的穷途》中写道：“无论皇帝是否真的相信这场阴谋，或者他只是借这个事件为契机，通过迅猛无情的反击手段来恐吓苏州地区和整个官僚机构，这都需要其他苏州人的脑袋和魏观的脑袋一起掉落。”
关于高启之死，后世有不少私修史称，高启在南京居住、任职的两年间，曾有一首诗激怒过朱元璋，因为他“狡猾且放肆地”影射了朱元璋本人，但牟复礼不同意，他觉得朱元璋用不着耐心等待时机，而实际情形可能是，朱在高启身上看到未来反对者的一个潜在谋士。因此，即便在一个月后，朱元璋罕见地公开承认了自己斩杀魏观的错误，并由国家出资为魏观举行了体面的葬礼，但朱元璋没有为高启平凡。相反，高启死后不久，那一代英才中的许多人都像高启一样被处死，明代诗歌的精华也随着一代人的离世而消逝。
高启，元末明初人，早年失去双亲，二十不到，诗名已满苏州城，不仅凭才华娶了富有人家的女子，还赢得了对方家族子弟的尊敬和友谊。他经常在岳父家长住，诗文酬唱友朋包括妻子，他的盛名也让他在明朝开国后被征召去修《元史》。
如此，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在38岁时被朱元璋以雷霆速度腰斩，当时问斩理由只是因为他写诗祝贺过魏观，传说刑场上他蘸了自己的血在地上写下一个“惨”字。而今天幸亏有牟复礼的这本高启传，否则他波澜起伏的一生就可能如同他的血迹一样消失。《明史》中谈到高启的内容仅一页，不足两百字，所以要为高启写传，这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作者用到了不被历史学家关注、至少是未能详尽使用的材料——高启及其友人、同僚所写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借此，作者的高启研究就不仅是文章考古，而是重构了整个十四世纪的文学星空和政治群雄，我们也因此通过这个元末明初的“唐诗人”看到迥异于西方英雄主义的中国儒家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