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这样的人物研究专著，好看不仅在于资料扎实，也在于它避开了扁平叙事，建构起一个多采且多层的时空世界，勾勒出委身其间的各色人等，然后把要说的人与事置入其中，于是人物身上的千丝世间牵绊，胸中的万缕如麻心绪，便都有了人间的气息，少了晦涩的难解。
那是1980年代初，刚刚选定研究题目的姚梦桐，惊觉围绕着郁达夫的未解之谜比想象的来得多，“或浮光掠影，语焉不详；或凭其臆测，讹误甚多”。“隐约感觉做这题目不容易，但也没多想。”姚梦桐说：“一头扎进去后才发现，这是一条不好走的上山路。”
南来之初，郁达夫曾这样自嘲：“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走进郁氏时间的梦桐先生，借着这句话，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旅新期间的郁达夫“不但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战士”，早前传闻中的“颓废文人”形象就对不上号了。
就这样查旧报、搜作品、做口述，在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之后，他终于理出了一份“郁达夫旅新事略”——可别小看了这个以年月排序、逐日列示的行事历，凭着它确认了郁氏寓居期为“三年零两个月”，这意味着研究跨出了最考脚力的第一步。
因着国难、困于情事的郁达夫，来到南洋或许多少有点身不由己，悲恻有之，苦楚有之，欲借异域化除胸中块垒亦未可知，然而人们总能从其在南洋的为人与为文，窥见这名文人的自洁与自许——无论身在何处，都在为文化做点事情。
渐渐地，他看到了一个在报馆“编务繁忙”、爱护作者的郁达夫。身为《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数个副刊的主编，郁氏尤为注重栽培新马学生和青年，“像一道桥，拱着腰身”，把尚缺信心的“年轻写作人渡到彼岸”。
他当时在立化中学教书，一下课就搭德士赶到国大图书馆，一周里最少去四天。那时档案资料尚未数据化，查找旧报要用微型胶卷阅读机，一份份、一条条地细细找、慢慢看。他记得那时图书馆的阅读机不够用，很多时候要用“抢”的，要赶在别人前面。
渐渐地，他看到一个“勤于写作”、才情横溢的郁达夫。三年余间郁氏写文作诗达462篇，政评犀利毫不含糊，随笔散文雅淡清丽，心事流转却尽皆留在诗中。
渐渐地，他也看到一个为抗日救亡奔波的郁达夫。南来后参与过多场筹赈活动，招待到访艺术团体；在战争逼近新马的日子里，他出任“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一直留守到沦陷前的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