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难，没有固定的模样；一场重病就是人生的一道坎儿，能否跨得过去谁也说不准。少女邦媛那年十岁，因肺出了毛病住进北平郊外西山疗养院，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就在她感觉孤单无助之际，女孩结识了同院病人张姐姐，也因此而遇上了30年代中期的新文学小说和译作（齐邦媛《巨流河》）。在这场病苦劫难里，女孩把能读的书读了个遍，读书成了她“唯一的消遣”。
有时我会想，成长岁月中遇上躲不掉的劫难苦境，对少年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疾病和政治变故来临的当下，这几名少年人才不过十来岁，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段不幸的经历；不过在劫难中，他们都遇上了书，不是一本两本而是一整个书堆，让他们能自由地钻进去，不间断地读上好一段时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幸之幸。
读书让少年赓武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宝库，自此走上了埋首读书做学问的学术之路。每当回顾自己对书的一生着迷，王教授总会回到日据怡保那段钻进书堆的日子。
日据时期的马来亚怡保，原任华校视学官的王宓文被日军命令去整理堆积如山的书籍，那多是日军从英国侨民家里搜集来的英文书。当时无学可上的少年赓武成了父亲的小帮手，却没想到撞进一个精彩无比的新世界：时下畅销英文书里有悲剧英雄、世俗侦探、侠义之盗……还为他“打开通往外太空的想象之门”（王赓武《家园何处是》）。在战争劫难的当下，小说为少年人“提供了一条生命线。”
城中有阅读节，日子会有点不一样，也会让人想起平日里无瑕去想的一些人和事。这回，想起了几名少年人；准确地说，是劫难中钻进书堆的少年人。
劫难，有时也跟政治因素有关。因父亲在50年代初就遇上厄运，少年阿城自小便背着“出身不好”的标签（阿城《闲话闲说》）。还好他家离琉璃厂不远，少年人爱极了那儿的画店、古玩店和旧书铺，常常“一溜烟儿就去了”。杂七杂八的旧书在学校是看不到的，有些“还带着共和国之前的一些气息”，少年阿城就这样浸濡其中，也就不太在意自己是不是个边缘人。
读书则让少年邦媛一生离不开书，教书、译书、写书、编书。齐先生这样写道：“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回想这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概可称之为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读书“歪打误撞”地给了少年阿城一个跟同龄人不同的知识结构，为他支撑起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这从作家阿城的小说《棋王》《孩子王》和《树王》里能感觉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