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马票报”的头条，以罪案、意外和趣闻为主。轮值撰写头条，可获额外稿费数十元，这对月薪仅百余元的我来说，是不错的外快，恨不得每周都可写上一则。

写“马票报”头条的地点是在连城街街口一家印刷馆对面的咖啡店，上司一边念“剧情”，初出茅庐的我一边“听写”，稿一挥就，连同马票号码一起印刷。眼见“热辣辣”的作品即写即印即上街，那份满足感，可真是无法言传。

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汇报二十来个中奖号码，也如此大费周章，费时耗神，“马票报”的工作并不简单，大家可没想到吧！

为了争取最快时间将“马票报”送交各报摊，两家晚间报纸预先将整份报纸编印好，派送到指定的印刷馆，等到同事报上开奖号码后，立刻填入预留好的版位，然后印刷，最后由报贩通过各类交通工具，载到报摊出售。

一些报童则迫不及待，围在印刷馆外，报纸一到手，便争先恐后，穿梭车龙中，高喊“马票报”之声，此起彼落。

写马场，少不了得提“马票报”。

“客串”采访过马票、多多以及大彩摇珠成绩的工作；向报馆汇报中奖号码是分秒必争的“激战”，不亚于新闻争夺战。由于电脑和手机等玩意儿还没问世，汇报号码全靠公共电话。

当时，传播管道屈指可数，要便捷知悉万字票中奖号码，透过报章是最佳途径，无论大小各报，都抢攻“马票”和赛马成绩的市场。

有些开彩地点较为偏僻，报馆得出动几个员工，先由一人“霸占”公共电话亭，然后，记者把抄下开彩号码的字条，“接龙”传到手执电话听筒的同事，最后由此同事完成汇报号码的任务。

70年代初进报界，市面有两份小型晚间报纸《新明日报》和《民报》，市民习惯称之为“马票报”。

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生活艰苦，不少小市民都想发一笔横财，“地下”盛行的包括“十二支”与“万字票”（马票）。

当年我在《新明》当意外新闻组记者，采访范围其实与“马票”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扯上关系，一来因为意外事件不可能分分钟发生，一有“空挡”，主任一声令下，只好连“马票”的采访工作也一手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