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一大段有的没的，其实这篇东西的主角是V带我去吃早餐的Kamome Bakery，“kamome”在日文中意思就是“海鸥”，是日本人经营的面包店，小小一间，开在诺维娜地铁站附近的邻里社区，外观毫不起眼，但一推开门走进去我就感觉自己的心情亮了几个色阶，左边墙上一条麻绳夹着一张又一张小孩子的涂鸦，开放式的厨房柜台也是，活了半个世纪，我到目前为止依旧无法抗拒的也只有猫和小孩子的涂鸦了。能够让这一张又一张尚未褪色的纯真环绕，一边早餐一边和老朋友闲扯，那天早上我很快乐。
然后我们的生命里有两年，或者三年，就这样被偷走了。直到去年五月，我和E、M和Y才在我城再次见面，然后八月，我和J和她弟则在曼谷重逢。这几个新加坡老朋友，连同S和她两个小孩，今年三月他们来马找我一起同游。而V，则要等到今年四月才见到面。她本来是要来吉隆坡找我叙旧的，想不到后来变成是来参加我妈的告别式。同行的还有E。老朋友是什么意思呢？对我来讲，老朋友的意思就是，即使两年或者三年或者更久没有见面，甚至也不需要一直保持联络，重新相遇的时候却感觉好像先一个星期才一起喝过咖啡那样适意。
我还记得上次去新加坡已经是前世的事了，大疫之前的事都是前世，彼时武汉肺炎刚刚暴发，武汉肺炎还是叫做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这个词汇尚未诞生，我们还不晓得再多一两个月，全世界都戴起口罩。我们还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离开新加坡的那天傍晚，在樟宜机场的出境大厅，冷气里只有游客在登机前再一次满足物欲的亢奋，似乎没有人预见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正在无声无息传染开来，再守卫森严的国境都形同虚设。
而我大疫之后，直到今年六月才第一次去新加坡走走。本来想写“回新加坡”，随即又在脑里涂改成“去新加坡”。回不去了。除了这几个老朋友，以及，我还在《联合早报》撰写的专栏之外，这个岛国和我已经没有什么瓜葛。狮城在我心里已经是一个比东京或者巴黎还要遥远的城市。这趟去新加坡，除了想跟老朋友们聚首，也是为了探望Y的老猫。得知是枝裕和新片《怪物》会在六月下旬公映，我特地把行程安排在这部电影上画那个星期，刚好碰上“Plan 75”重映，这部日本片在曼谷上映的时候我因为懒得出门而错过了，兜兜转转终于在新加坡看到，当初就是新加坡老朋友L向我推荐这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