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30年。社会变革和文化适应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靠民间智慧、个人努力和使用监管法律来保护公民免受危险的外部影响。因此,新加坡在长期耕耘的STEM领域获得认可,而本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却被视为滞后不前。我记得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人曾向我指出这一点,当时大专教育正在快速发展,必须高度依赖外来人才。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它被本区域外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所主导。植根于本土的学者非常少。我们须要做更多工作来了解我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以及它所处的复杂地区。随着世界正在迅速变化,并朝着非常不确定的方向发展,这项工作已迫在眉睫。
本文是他在首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开幕式的致辞
到了21世纪,人们担心,追求科学化的压力,已使人文学科与世界真正需要的知识建构任务几乎毫不相干。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任何诉诸文化因素来解释任何发展的做法,都被视为倒退,对原创性研究毫无用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过去七年的研究项目表明,一些新的需求已经出现。例如,将社会科学与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简称STEM)研究分开,已不再是僵化和狭隘的做法。此外,新加坡所有机构都设立了许多多学科中心和研究所,以处理一系列新的生活和工作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大学教授、新加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本地著名历史学家)
当这些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时,国家必须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反应。我们今天所须要的思维转变可能更难预料。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想法,并认真加以研究,以确保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来挑战。
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三个想法,它以正在发生的事情为基础,简单而实用。在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我建议鼓励研究人员考虑,让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员担任联合首席研究员(Co-Principal Investigators)。在这里,没有必要要求每个学者都掌握多种学科。我指的是让人文学者与他们的社会科学和STEM同行共同承担责任。
我很高兴能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支持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Ideas Festival)的成功举办助一臂之力。在过去七年里,我有机会看到理事会所做的工作,这让我相信,新加坡扩展和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努力,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思考的点子。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当学者们在探求新知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时,可以培养他们跨越研究边界的习惯。据我所知,各大学正在朝类似的方向改革课程结构。它们正在培养学生超越学术范围的学习能力,不仅在学生时代这样做,而且让他们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
我一生都在大学里工作,看到这些大学如何艰难地适应新的现实,同时努力保护学科和传统的核心价值。我对所看到的并不感到惊讶。因此,人们认为,确保新加坡独立后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存的经验,应该得到反思,从中吸取教训。它是如何掌握知识和技术,使一个多元化移民社会成为一个全球城市的?新加坡高度重视教育,培养学生掌握发展现代工业经济所需的技能。我们鼓励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
这对下一代新加坡人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不禁又回到我的第一个想法,即新加坡独立时所必须做的事情。它必须做出难以预见结果的决定,并迅速实施新的政策,以生存下来。尽管今天的现实情况与以往完全不同,风险也更大,但这一经验教训仍然至关重要。当这些现实情况发生变化时,国家必须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反应。我们今天所须要的思维转变可能更难预料。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想法,并认真加以研究,以确保所获得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未来挑战。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对习惯于将西方与非西方区分开来,并以文化上有别于本区域的社会为根据所得到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要如何加以补充?这包括依赖科学方法论来研究社会。我们能否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来发展人文科学研究的解释潜力?
我们所处的区域从来没有共同的根源,而是一直对多元性持开放态度,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人们曾期望殖民列强过去强加于当地社区的现代批判标准,会驱使它们走向单一的文化模式。现在看来,这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如果这一由此产生的、作为本区域每个国家实体基础的多元性继续下去,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研究这种多元性如何改变新的国家、这种开放性如何使其中一些国家由弱变强,同时导致另一些国家衰落。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助于了解精神需求、区分道德价值观,并揭示多层面的社会情感的人文科学研究,可以补充学者和公共部门现有的解释能力。社会科学家和STEM研究人员在分析科学数据,甚至是尚未收集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时,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些具有启发性。
我必须说,2016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正合时宜。它反映了一些人的担忧,他们认为新加坡作为全球城市,以及面临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的民族国家,在知识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始工作后不久,美国就发现其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挑战。这导致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直接影响到本区域。随之而来的冠病疫情,则让每个人感受到生离死别的无常。
黄金顺译
回想起我自己的帝国进步主义思想和前社会科学的复杂背景,我承认对获取深刻知识的能力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单向的,而是可以通过反思的这一事实感到非常激动。我可以看到,这是如何使科学的普遍适用性达到这样的地步:科学家们认识到,创造力和创新并不仅仅依赖于科学。
我的第一个想法源于亲身经历。我将大约77年前进入一所大学时所处的环境称为“后帝国知识和前社会科学”阶段。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科生来说,学校并未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区分。我今天提起这一背景,是为了与此后学科的激增进行比较。
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热烈响应开展新研究的号召。他们看到了利用自己的技能获取新知识的契机,并推动他们研究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审议了他们过去七年的提案后,决定举办“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创意节”。它的覆盖面将非常广泛,涵盖针对全球冲突和快速发展的技术进行多视角研究的可能性。我将重点谈谈人文学科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
我也不是在建议应该机械地遵循这一做法。我的设想是,研究课题提议者要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因为这些观点可能会让他们发现一些他们意想不到的成果。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的各种见解使这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