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新加坡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在文化上却掉入一个“新殖民主义”的状态，这种现象在华人社会最为突出。华文知识分子不仅痛心华校的消亡和华语文地位的下降，也忧虑在可预见的未来，文化断层、文化单薄和华文人才匮乏必将对族群、社会和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他们不断在华文报章上发声，谴责、提醒、呼吁，哀鸣之音久久不息。

在历史隧道里，新加坡华人的母族语言与文化之发展轨迹，从中国色彩浓厚到本土特征鲜明；从拓荒到耕耘，从发展到茁壮，再从未及深耕却遇风雪蹂躏。20世纪末，当人们在收割过去辛勤种植的果实时，即面对土壤迅速变质、花果即将凋零。

近年来，新加坡确实在推动华族文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离开实质文化的普及和深层文化的耕耘还很远。岛国文化的窘困是：独立以后国家形态已转化为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凡事若要取得成功，政府的主导是重要元素，然而政治若过度介入文化，必对后者带来伤害，此其一；多元种族之多元文化是岛国的珍贵资源，但在形塑的过程中，“文化本质论”与“文化建构论”不断发生争执，于是，华语与文化的提升一直受到质疑，此其二；20世纪末叶聚集华语世界艺术和文学精英于狮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以及积极回应国家复兴儒学的各界华文知识分子，或已老去或不再年轻，此其三；华校系统瓦解后，文化土壤越来越贫瘠，百年树人，华族子弟文化底蕴的培育绝非朝夕之事，此其四。除了本国因素，外在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的新冷战，对岛国华人母语和母族文化的发展，既开创了新契机，也增添了层层顾虑。

然而，20世纪末叶，新加坡华族文化舞台上虽然灯光璀璨，策划戏剧营的郭宝崑内心却有“文化孤儿”的苦恼和边缘人处境的焦虑；应邀参与国际文艺营的中国文学家王安忆，业已觉察到新加坡文化漂浮的状态，感受到知识分子忧心文化断层的痛楚。与此同时，岛国儒学运动热闹近10年后却无疾而终。儒学退潮因素复杂，但也揭露了一个事实，即随着华校的没落和家庭用语转向英语，民间儒家文化土壤严重缺乏养分，儒家伦理学科没能引起十几岁少年的兴趣，修读学生逐年锐减，发展与目标相去甚远。

19世纪末叶，中国驻新领事和南来的儒商文士，以及一群海峡华人知识分子，怀抱着华化南岛的意愿，致力于文化的拓荒、耕耘和传播，不仅洗涤小岛的荒气，还推动新加坡、南洋、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左秉隆领事的会贤社，聚集了上千的读书人为文写诗，开创了文化风气。移居新加坡的举人邱菽园，以文学，尤其是诗歌，驰名远近，被誉为“南洋第一诗人”，定居数年即士友成群，诗友数十，还结交不少晚清重要的新派诗人，如康有为、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他倡立文社学会，借用报章，构筑新马与南洋、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各地诗人名士唱和的平台。新加坡因而成为南洋诗坛重镇。

转眼百年过去，岛国华人社会的文化走过本土化的历程，经历从中国文化到中华文化，再到华族文化的转变。其倡导者、耕耘者、传播者则从南来文人志士为主干，转移至南来文士与本土华文教育者携手，再到华校生和华语社群挑起大梁。然而后面的发展令许多知识分子焦虑不安。国家走向自主独立，华族的语言与文化旋即陷入异常吊诡的境地：1950年代创办南洋大学，既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巅峰，却也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竟目睹先辈几代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期盼再度在华语世界扮演积极角色，不过是一种鞭策，岛国要努力的是培育新加坡儿女的文化素质，不让新加坡文化沦为空洞化和拼凑式的表演。

就在华校系统崩塌的20世纪80年代及接下来的90年代，新加坡出现了上述曾文和李文所描述的文化盛况，包括当时新加坡广播局主办的“亚洲大专辩论会”和“国际大专辩论赛”（中国中央电视台加入主办）；1987年本地戏剧家郭宝崑策划的第二届戏剧营，迎来两岸三地杰出的华语戏剧家（如台湾赖声川、北京高行健、上海余秋雨、香港荣念曾）；1991年《联合早报》的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让中、港、台、新马等地华文文学界之佼佼者（如莫言、王安忆、龙应台等）荟萃岛国。另外，1998年《联合早报》为庆祝75周年举办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主讲嘉宾是四位国际级大师（哈佛的杜维明、上海余秋雨、台北高希均、新加坡陈瑞献），社会反应热烈，四场个人讲座和一场四人对话，每场出席人数约1200人。

那些年，岛国的儒学演讲、座谈、研究、出版纷纷举办和出笼，国际性的儒学会议亦不间断，1987年还跟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合办大型儒学国际会议。那些年，大专学府、民间学术团体、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报章、电台、电视台等，无不热烈参与。小国尊儒的壮举，国际为之侧目。在杜维明看来，“新加坡在欧美知识分子心目中已成为现代儒学策源地”。1994年10月5日，北京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李光耀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近年来，新加坡确实在推动华族文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离开实质文化的普及和深层文化的耕耘还很远。如果透视深层文化对国家、社会、个人的重要性，洞悉各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对构筑新加坡文化的不可分割，那么认真的反思、调适、再出发是必要的。

两位的论述，让我滑入历史的时光隧道里，捕捉我比较熟悉的两次世纪转折时段，新加坡热闹的文化场景。最远一次发生在19、20世纪的交替，最近一次来到20、21世纪的拐点。那两段日子，新加坡在华语世界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缔造了文化的璀璨时刻。就因为曾经拥有，慧玲才会发问：“新加坡还想……吗？”

（作者是历史学者）

无论如何，如果透视深层文化对国家、社会、个人的重要性，洞悉各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对构筑新加坡文化的不可分割，那么认真的反思、调适、再出发是必要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适度参与、华文教育者和华语社群中老中青的不轻言放弃、政府与人民之间、各友族之间的认真与坦诚的沟通，都是正道。

19世纪90年代，邱菽园及峇峇友人林文庆还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利用学会、学校、报章、杂志，中英文的写作和演说，宣传儒学和儒教。运动一方面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中国的孔教倡导遥相呼应；另一方面则在东南亚华社推动建孔庙开学堂，在土生华人群体中复兴母族文化。影响跨出小岛，扩散至马来亚的霹雳、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巴达维亚（雅加达）、泗水，缅甸的仰光等地，编织了一幅中国、新加坡、东南亚文化互动的景观。

新加坡的第二次儒学运动也在1980年代登场。70年代末周遭政治气候的转变、儒学圈四小龙经济奇迹说的盛行、80年代国际上寻根热的掀起，以及岛国领导人对“西方歪风”的疑虑等因素相互交错，为新加坡华人重申“华人身份”和复兴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环境。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为中学生编写中英双语的儒家课程和培养相关师资、邀请以杜维明和余英时两位教授为首的八位国际著名儒家学者到来指导、集资上千万元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

学者曾昭程和报人李慧玲先后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大陆是漂浮的岛屿——新加坡、1990年代与王安忆南来寻根之旅的启发》（2022年11月21日现在副刊）和《新加坡还想在华语世界扮演积极角色吗？》（2023年1月7日言论版）两篇宏文，笔下流露对新加坡华语与文化前景的关怀。昭程在文末道出“事情也可以完全不那么悲观”，对于“新加坡在失去更多之前”有所期盼；慧玲则忧心随着讲华语的文化倡导者和践行者数量的减退，文化底蕴与文化视野一旦消失后，岛国华语及文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