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通过人物对话中一句半句碎片式提到的华校关闭、方言淡出、华文报凋零、讲华语运动推行,透露主角生活在一个“华”元素消退的时代。我一厢情愿地钻进“万历十五年”的思考套路——岛国“华”的褪色是如何演变成的?1979年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一年”?这变化已然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观众又会从影片主角的侧面看到哪些文化伤痕和焦虑?但我很快就发觉自己想太多了,这不是编导的意图,虽然唐永健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告诉记者他想拍一部关于南大关闭和中文没落的电影。

取名“无关紧要的一年”,赋予影片深意,确实令人窃喜,而且有所期盼。影片在介绍时特别突出1979年,并说明“《大风吹》时间背景是1979年的新加坡,故事描述一名中年建筑师在他45岁那年面临的改变与脱节”。所谓的“改变与脱节”,用唐导的话,即“新加坡70年代严酷而激进的语文政策变革中,一代人被排挤而流离失所”。

毫无疑问,母校的消失、语文政策的变动,伤透南大人的心,影响他们的前途。但就是母校的栽培、母族文化的熏陶,鞭策着南大生“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南大校训)。在我周围,积极向上、忠于职守、爱护家庭的南大生比比皆是。

年轻观众观赏后如何看待南大生?

当然,南大人共有挥之不去的时代伤痛。其中一些在职场上不顺意,对生活感到失望,对不平等待遇心生怨愤,林诚顺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大风吹》的人物并非不真不实。只是作为南大人的观众,我有我的担忧。唐导说他不想拍愤怒的电影,但我看到的是一部灰色人生的悲剧性电影。他在导演的话“我言故我在”写到:“《大风吹》在哀悼这流逝的一代人”“《大风吹》为这无声的一代发言”。他希望吸引前南大观众进场,可我不知道不同际遇的南大生看了后有何感想?被哀悼?被同情?影片似乎颇受欢迎,我观赏12月13日晚上那场是满座的,对话时观众踊跃地用英语提问。我不知道那些不了解南大种种或比较年轻的观众,观赏后会如何看待南大生?失败的一群?郁郁不得志的可怜人?苟且偷生的一代?

197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年,新加坡长寿的讲华语运动掀开序幕、政府选择九所优秀的华校作为特选中学、教育部开设华文英文并重的启蒙班、新大南大联合招生处宣布从1981/1982年度起,对英文源流学生的华文第二语文成绩有最低要求……华校、华文面临了什么,国家须要实施一系列的措施来补救?然后,接踵而来的是1980年南洋大学的消失和1987年华校的寿终正寝。

我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物身上。1979年,林诚顺45岁。南洋大学于1956年正式开始第一年的大学课程,他如果是第一届校友,入学时22岁,这不稀奇,因为早年报读南大的学生年龄偏大者不乏其人。南大由文、理、商三个学院组成,不曾开设建筑系,他能成为建筑师,我可以想到的理由是他曾进修有关课程,那么英文程度应该不错,也应该是一个有自信心的南大生。不过,编导如何思考和处理这些细节,这里不想多着墨。

我对着荧幕上的男主角林诚顺一个半小时,不曾见他脸上飘过一丝丝笑容。他努力学习英语、认真工作;他孝顺父亲、爱护晚辈;他一再尝试挽回濒临破裂的婚姻。然而,桩桩件件皆不如人意,他得不到上层赏识、与同事格格不入,他没能改变父亲对自己的偏见,也无法挽回妻子的旧情,最后与他亲近的两个侄儿竟然在他眼前遇难和受伤,悲剧至此推向高潮。电影院内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息。

电影院弥漫一种压抑气息

我被片名吸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万历是明朝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年号,作者在著作最后一页有一句话:“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发展的尽头。”黄仁宇用长镜头窥探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了联系。

我不由得想起19年前南大(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为庆祝创立20周年,在2004年3月13日晚假南洋大礼堂搬演的《重见南大》音乐剧。导演是林国一同学。学会动用了70多名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包括学会的戏剧组、表艺组和口琴组的会员),访问了不少旧南大生,探索南大精神和南大生对母校的爱。他们希望通过演出,让年轻一代了解旧南大和南大人。那一夜,舞台是温馨的,故事是感人的。

在观赏过程中,我脑海浮现早年那些克服重重困难,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留学的数以百计的南大同学,学成后一部分回来帮助母校栽培学弟学妹,其他则成为世界许多优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科研人员。我也想起那一大群就业艰难而闯入商场冒险创业的南大生,他们之中不乏佼佼者。我不会忘记那许许多多逆水行舟、敬业乐业履行公务员职务的南大毕业生。我更敬重那些在文、教、媒等华文领域长期奋斗的南大人。

年轻一辈关注南大、拍摄南大生,单就这份热诚就让我感动和感激。只是,观赏《大风吹》的过程以及过后,我为何如此焦虑不安?南洋大学及其毕业生在新加坡建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理当让更多后人知晓。我相信这部影片的拍摄动机是良善的,只是担忧片面的诠释,经过电影的传播,那些原本一无所知的受众,会有怎样的了解,甚至是误解?

近日观赏了本地唐永健编导的电影《大风吹》,引起我关注的是片名和内容。影片的英文名称“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导演从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的大作“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中译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中文版即《万历十五年》)获得灵感。影片的内容聚焦于一位郁郁寡欢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一位在教育、工作、家庭、婚姻方方面面都遭遇挫折的失意人。

南大关闭和中文没落不过是影片中悲剧人物的时空背景,唐导由始至终把重点放在主角林诚顺(俞宏荣饰)个人。他在受访时表达了自己担心华校生慢慢地消失,以后就没机会拍了。当然,聚焦于南大生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观众也想看看影片如何呈现在语文政策变革下,南大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

年轻一辈关注南大、拍摄南大生,单就这份热诚就让我感动和感激。只是,观赏《大风吹》的过程以及过后,我为何如此焦虑不安?我担忧片面的诠释,经过电影的传播,那些原本一无所知的受众,会有怎样的了解,甚至是误解?

(作者是南洋大学1971年历史系荣誉学位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