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不须要刻意借尸还魂，也不曾出现“以方言学习华语”的荒谬说法，我们只须正面看待第一“母语”，尊重妈妈的语言。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家庭用语让我掌握流利的粤语，港剧也陆续以磁带和光盘租借形式流行于东南亚，直到互联网时代彻底被取代。多了一个英语和华语以外的语言，让我长大后到香港或广州出差无往不利，甚至好到可以演讲、翻译和经商。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商人）

先说双语教育的光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著作《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新加坡一样推行两种完全不同、毫无关系的双语政策，然而，这样做确实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对移民为基础建立的新加坡来说。”建国国策，一锤定音，双语政策是我国走向国富民强之本，在国际上也得到极高的认可。

双语政策带来的利多于弊是不争事实，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人如我有深切感受。当年剑桥A水准成绩无法进入本地大学，但双语教育为我打开海外留学之门，同时被加拿大和台湾大学录取，东方和西方的大学任挑，当下感觉“双语人”的便利和双语教育的睿智。

我们深知双语的选择是因着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也由于是移民社会种族复杂，有化繁为简的首要任务，但是不能因为双语让我们在世界自由驰骋，而不回顾政策带来的种种影响，我甚至不忍心说它是弊端，因为光环限制了反思对自己方言文化的冲击。

我弟弟三个孩子出生于2006年后，英文名字连名带姓都选择广东音译拼写，我问他为什么，他表示起码知道自己的籍贯，虽然孩子没有意愿学方言。这在很多年轻家长间极为普遍，守住一个方言名字，只能算是守住“妈妈的语言”文化的最后尊严。

令人欣慰的是，方言文化还是以各种形式在传播和传承，包括南音社（第一次现场听真感动）和传统歌剧团，这也是本地宗乡会馆和私人企业责无旁贷，可协助推广的文化事业。如果大众传播媒体放宽对方言节目的钳制，让我们接触不同族群的优秀方言文化，也是件美事。

学习什么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到“学习的热诚”，一个人将会终身受益。双语教育为我们的竞争实力打下的基础（我只承认英文程度还可以），然而“陷阱”是限制我们的想象。一个人的潜力何止于双语，重拾丢失的方言，可能比想象还容易，也可以对吃力的华文教学有意想不到的助力。

双语政策下，汉语拼音在教学上发挥很大作用，除了熟知应用，矫正发音，中小学时我已必须将汉语拼音名字附加在方言音译的英文名字旁边。到1980年代出生的小孩，甚至完全以汉语拼音取代方言音译名字。有趣的是，这个过程又看到逆转，目前新加坡孩子的名字已是自由“双拼”——大部分人保留方言姓氏拼音，名字用汉语拼音，或者全部用方言音译。

方言在新加坡，过去几十年已经式微和被遗忘，到只剩下名字时，根本不必质疑华语根植本土教育和公共领域的超然地位。方言不须要刻意借尸还魂，也不曾出现“以方言学习华语”的荒谬说法，我们只须正面看待第一“母语”，尊重妈妈的语言。当然，觉得它无用，选择放弃也是选择；不放弃，我们马上转身向还活着的长辈学习，多掌握一种语言，只有百利而无一弊，还会丰富自我身份意识。

双语教育逐步落实，我们就是政策的实验品或成品，去方言化成为其中一个手段。我年幼世界的香港粤语电视连续剧忽然间消失，被迫收看配音成生硬华语的港剧，第一部好像叫《刀神》，还记得小时也失落得心碎一地。随着配音水平的提升和本土电视剧的发展，我们也就完全适应和接受，也随即喜欢上本土偶像；而推广华语为“母语”取代方言，成为华族共同语言的目标也渐渐达至。

台湾全球化教育推广协会秘书长黃敏裕评论该书时曾指出：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及成长理论文献，鲜少提及语言政策的贡献，二战后新兴工业国家包括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即便有也並未将语言政策之功列为首位，唯有新加坡提供了一个以语言政策为基石的发展范例，其利弊得失，颇值得借鉴。

在双语环境下成长，让我从小就对语文十分好奇，为什么同一家族的人，卢的姓氏和名字的英文拼法都不一样。妈妈解释说，申请出生证时，官员根据名字的方言发音来拼写官方英文名字。这是我对华族语文差异最早的认知。这更是1970年代或上一代人，最早知道方言在生命中的定位：英文名字已经透露你的籍贯，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我也因此轻视其他方言，例如将福建话跟粗俗的脏话和通俗的歌台文化挂钩，直到我赴台湾留学接触到二战前的闽南歌谣，例如《望春风》《雨夜花》《心酸酸》《安平追想曲》，觉得台语歌怎么可以那么好听？台语歌谣的歌词意境如诗如画，有些甚至社会意识和政治隐喻强烈，一点也不逊于韵味十足的粤语歌曲。本来彼此之间就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因籍贯和喜好的分别，否则为什么一大堆不是广东籍的人会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和电影？因此，只要以汉字承载的方言文化足够优异、有空间成长，就自然有一定的传播力量，成为华人文化的内核。

追根究底，我们不曾在新加坡接触精致的方言文化，电台和电视上不会出现，因而合理地轻视和忽视，甚至歧视。从此以后，我还喜欢上流行歌曲中的台语歌，也发现台湾闽南文化再怎么发展，丝毫不影响“国语”的地位。对于方言文化的态度，也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