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近乎悲观的看法也是有转机的。如今，新加坡与中国在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的合作目标下，政府大力支持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新中双边所涵盖的合作项目，从金融领域到科技创新，乃至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等。这些或许能够让我国的中文学习出现多样化需求，当“懂中文+技能”与职场的竞争力息息相关时，中文的使用范围自然进一步拓展，中文职业化也不再沦为空谈，到时我国的中文水平自然水涨船高，更上一层楼。
反观在我国一般职场上，即使和大中华业务有些接触，基本上能达到听讲的程度也就够应付了。从前我任职半导体跨国企业，常到中国出差，懂得中文固然有优势，但我在同僚中察觉到一般上能够对谈如流、建立伙伴关系就行了，而这对一般新加坡华裔都不是问题。在跨国企业，书面文档还是以英文为主，所以为了想要提升中文水平而花时间进修的国人，简直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早在2021年周维介发表的《英文不好，还是华文不行？》就已经分析过，反正大家都认为来日方长，现时没有必要更进一步学好中文，还没有意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鞭长莫及的危机感。所以中文系要如何进一步发挥支撑和开拓中文职业化的作用，也还要先看到务实的经济效应。
《联合早报》去年12月18日发表张森林《东南亚华教本土化与职业化的思考》，我认同教材要有本土特色的观点，而中文的使用范围要走向更务实的经济发展层面，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着手推广中文在职场的应用空间，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岛国的情况和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又不尽相同，因此向印泰取经作为借鉴之外，还有更多须要考量的现实因素。
另一方面，“中文+职业教育”、中文职业化是很好的创新理念，但在这个概念上，个人觉得我国的情况和印泰同中有异，在达到中文带来的职业效应目标方面，会有蛮大的分歧点。我国华族一般上在双语教育下，听、讲都不是问题，到了阅读和书写时就有困难。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国的情形和印泰因为高铁的技能培训而学中文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情况就像国人因为要到日本学动漫或游戏制作，而接受日语培训苦学日文。
作者是自由教育工作者
我们更需要的是，如何让中文在职场上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让在双语教育下一般般的中文水平能更上一层楼。然而，这样的推动力还是要在有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才能出现。
在教材本土化上，如张文所言，我国早已自己编写华文课程教材，也采用一些本土作家的作品来提高学生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认识。语言是文化的根基，本土化的华文教育，无形中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多元文化的特色，也培养身为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感。最近新跃大学中文系课程大纲加入了一些新课，出现《社会视角下的新加坡华语》《中华文化与新加坡》《理解新加坡社会》等这些选科。大学课程转型时，加入本土化元素，让学生浸儒于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同时，也理解到新加坡特有的语言文化元素，对国家与社会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