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调查，我国语用环境近年来日趋单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强势的英语锐不可挡，有朝一日必然定于一尊。当然，这对号称双语和多文化的国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发展趋势。
最近，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呼吁政府考虑把南洋理工大学改为特选大学。这个建议犹如平地一声雷，对华社人士的耿耿于怀，的确有缓释的功效，因而获得不少华社人士的欣赏和赞同。但是，考虑到大学现有的教学体制，以及改制的学术评鉴工作，绝非一朝一夕的简单措施；加上师资和学生来源都是棘手的问题。所以，建议虽有前瞻性，但由于困难重重，兑现的机会并不乐观。
目前，我国三大族群正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在一个文化断层的贫瘠土地上，如何让族群语言和文化找到一条挣扎求存和延续发展的道路，避免双语和多元文化国策走上名存实亡的道路。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9月22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领袖学术讲座上说，新加坡人必须更认真对待马来语和华语会话课，同时要更深入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尚达曼的意思当然不是“你好吗”式的日常生活对话，而是更高层次的社区、工作、专业范畴的会话内容。
当然，要落实栽培双语精英政策，必须靠朝野共同努力，才有实现的可能。首先，教育部和各中小学，每年可以颁发双语优秀奖，以鼓励表现杰出的学生。高级中学每年也可以颁发双语奖学金，让高中毕业生到国内外著名学府深造。其次，华社自助理事会和各联络所可以定期颁发双语优秀助学金，奖励区内居民子弟，鼓励重视双语学习。此外，我国有许多宗乡团体，财力物力雄厚，一向重视教育事业，更不能置身事外，应义不容辞负起文化传承的重大任务，慷慨颁发奖学金给这些双语杰出的同乡子弟，到国内外学府深造。他们修读的课程也不局限于文理工商，可以自由选修感兴趣的学术科目。这些精英分子学成归来后，都有可能成为国家和社团的重要舵手，是国家要珍惜的杰出人才。
栽培双语精英，在目前大多数母语教育的低程度情况下，也许有人会抱怀疑态度。我们有条件遴选足够的双语精英，来实现栽培目标吗？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各校虽有一些考试优等生，也无法冠上双语精英的荣衔。
双语精英是一个新概念，不是任何人只要说几句母语，就可以加上双语精英的标签。双语精英必须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有精湛的掌握，所以，要栽培双语精英，可说是艰巨而任重道远的过程和任务。为了国家社稷，一切努力以求达致目标，都是有利无害的尝试。
另一方面，族群语言的弱化，以及方言消失后族群文化的空洞化，已不可避免地形成文化断层的尴尬窘境。新一代新加坡人对族群传统，既没有文化认知，更谈不上什么文化自信。
其实，双语精英的基本概念和标准，并不是对所有学生严格要求人人或多数成绩优等，而是在所有学生中，甄选一批在英语和母语学科表现成绩杰出的佼佼者。只要学生在英语和母语两科，每个学年经过学校的考验、评鉴之后，成绩斐然出众，就是双语精英的甄选人才，符合栽培的基本条件。
9月20日，言论版刊登了白士泮、闰黎的大作《跨语言跨文化的大学教育》，建议国大与亚细安的优秀大学合作，开设英语之外的课程，让不同族群子弟选修。这是开放性的大学体制，很有建设性，跟前面所说的南大设置联办特选学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两相比较之下，设置特选联办学科，也许会更适合我国国情，无论是学术体制、师资或学生来源，都比开放大学教育体制规模简单，容易实现目标。
积极为国家栽培双语精英，表面看来，对族群文化的日趋弱化虽有螳臂挡车之嫌，但仍不失为引领社会风气走上正道和力挽狂澜的正能量，值得大家珍惜和爱护。
顺藤摸瓜，其实还有比较可行的办法。我们与其把南大改建为特选大学，不如在南大设置与国外著名理工学府联办特选学科，专供精通英语和华语的学生选修。课程可以包括各种文理、工商、医药、尖端人工智能等跨语言、文化的学术科目，甚至中医的实践和研究，也可以规范化为特选课程。联办课程不但解决师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学生来源问题。如果师资和学生来源足够，特选联办学科还可以扩展，设置巫、印语课程，供巫印学生修读。
（作者是退休语言文化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