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物极必反，当动员能力开始蜕化为动员优势，绩效表现便开始退化为动员表现。对动员能力之强调与宣传本身，由此便进入了“异化”。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开始颠倒过来。原本是动员能力作为手段，所产生的优良绩效表现，方构成了政府绩效合法性之一部分；如今，动员能力本身成为了宣传对象，成了内在可欲的“优势所在”。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这才是当下中国政府应当警惕的部分：一旦动员机制具有了模式优越性的定性，往往为确证模式的优越性，动员机制被频繁且政治正确的施用，为此不惜抹杀其他的选择可能性，乃至于意见讨论，如近期的张文宏事件。这种捆绑是很危险的。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永远没有什么绝对优越与否，只有相对适合与否。不用带有优越性的视角去认知，而是诉诸平视，就不会将“中国模式”的各个要素，均作为可欲的整体，以致于将手段错误地提炼为可欲之目的。

回顾第一阶段动员机制的话语攻防，主要围绕“封口”和“封城”两大事件展开。在此阶段，动员机制始终是作为手段的技术因素，而成为话语攻防的中心所在。

于是，一种并不必然永远有效与合理的手段，成为了永远应当宣传之优势所在。由此，动员能力便异化为动员优势，绩效表现则退化为动员表现，导致“动员频繁化”与“动员正确化”，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今中国政府面临的“动员包袱”。

关于“封城”事件：西方叙事开始转向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即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城市，为了效率而以数百万人的自由为代价。其中凸显的是个体自由价值之优越，在此语境下评价动员机制的合理性。

这带来的往往是动员的频繁化与正确化，以及运动式治理的再现，不利于政府在长远上构筑绩效合法性。手段本身的目的化，往往导致手段本身的功能失调，并构成达致真正目的之桎梏。

李林杰

值得玩味的是，这套动员机制经历了话语攻防后，竟不可思议地构成了“中国模式优越性”之部分：一个中性的技术手段，开始成为着力宣传的中国模式优越性之所在，由此与“中国模式”本身开始绑定。

应当加以澄清的是，“中国模式”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过程，实质上便是执政党思维转换的过程，由革命理想化思维转向“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经验主义思维，构成中国模式得以形成的哲学基础。而优越性定向的中国模式诠释，本身便是以预设之先验原则，对于经验主义展开了反动。

在此阶段，经受检验与争论的，是作为技术手段的动员机制，落实在其作为手段之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议题攻防。其中，西方始终处于攻势地位。

动员机制作为手段，在适当时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但不必然具有永久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更不能成为可欲之目的。动员机制应始终定位于手段层面，切忌陷入“中国模式优越论”的自我捆绑，否则必失之于长远。

中国的修辞，则指向中央政府的责任性，指向的是这一套动员机制在源头上的负责而有力。由此，围绕的是动员机制“末梢”与“源头”节点上的话语攻防，是一个纯技术有效性的争议。

在第二种诠释下，在优越性暗示的定向下，任何与西方的不同均可被化约为特质，任何特质均被容纳入优势，以彰显自身之独特优越。由此，动员成为“动员优势”，而不考虑动员本身其实作为手段，也不一定永远有效合理。

动员机制何以摆脱了手段定位？可能出于对于中国模式的理想化解读。实质上，有两种解读中国模式的角度与面向。一是中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诠释，将任意一种模式，澄清与还原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一是意识形态式的诠释，其诠释往往具有定向的暗示性，诠释服务于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证成中国政府当下之合法性之一部分。

自冠病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在应对时诉诸以高效率的动员机制。这一机制目前来说，展示出不俗的能力；而围绕此套动员机制的诠释，则产生了中西方之间话语叙述的分裂。

到了第二阶段，中国凭借上述动员机制的效率优势，迅速控制疫情，在应对效率上显然胜过了西方国家。

中国的诠释则在于，以牺牲少数个体为代价求得整体福利最大化的总体关怀，凸显了这套动员机制在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诠释下的合理性。该套机制开始涉及在“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诠释下的合理性争议，逐渐进入价值领域。

这时候，中国以动员能力为话语凭借，开始掌握主动权。于是以“动员优势”为构成要素的“中国模式”，开始为内外宣所着墨，以区别于“缺乏动员优势的西方模式”。动员机制展现出来的有效性，开始成为中国治理优越性之一部分；动员机制本身，也开始成为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一部分。由此，动员能力本身开始成为中国模式的优势体现，被冠以“动员优势”，与整个中国模式优越性信仰相联结。

疫情传播的条件在于人的自由流动，如果不以行政强制力禁锢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能力，并以牺牲自由价值为代价对患者集中整合处置，就不能快速成功，诸如“武汉封城”的举动，在西方国家体制是不可理喻的。

疫情发生至今，对中国的防疫动员机制，应得的经验在于，动员机制作为手段，在适当时期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但不必然具有永久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更不能成为可欲之目的。动员机制应始终定位于手段层面，切忌陷入“中国模式优越论”的自我捆绑，否则必失之于长远。

未来长远的合法性，应取决于作为结果的绩效表现而非作为手段的动员本身，对动员本身的强调与发起，反而构成了社会常态化治理的反动与退步，在根本上不利于塑造一种稳定的可预期性，支撑未来长远治理绩效的产出。动员本身的可欲化也会成为“动员包袱”：即针对任何具体问题的“动员惯性依赖”，动辄诉诸动员式应对，不惜牺牲其他合理价值，不惜排斥其他可行的常规办法。

关于“封口”事件：西方所叙述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机制问题，即地方政府倾向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采取“常规化”处理，力图将事件的进程及其影响控制在常规议程领域。指向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末梢失灵”，见之于地方政府缺乏敏感度和反应力。